淺析山西出土先秦時期磬類樂器的發展特點

　　選自《黃河之聲》2011年02期鄧懿

　　磬是中國最早的打擊類樂器，也是最重要的石制樂器，在中國古代音樂中占有重要地位。磬長期被作為權利與地位的象征，是樂懸制度的實際體現者。磬作為中國古代禮樂重器，是華夏文明內涵中最具特色的象征符號之一。在商周時期編磬與編鐘開辟了我國古代“金石之樂”的先聲。歷年來，山西省出土了許多先秦時期的磬類樂器，從這些磬的年代、數量來看，山西的磬在全國應是最早的，出土地域最集中的。這為磬的深入研究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以下筆者將分遠古夏代、商周及春秋戰國三個時間階段來淺析磬在山西的發展狀況及其原因。

　　一、遠古夏代：

　　根據《中國音樂文物大系》的考古資料來看1，全國出土的遠古、夏代磬共有34例（包括三例磬坯），屬遠古時代的龍山文化時期11例，屬夏代紀年范圍的二里頭文化4例，齊家文化2例，夏家店下層文化17例。但在這些石磬中有24例較為完整，其中遠古磬有10例，夏代磬15例。在遠古時代龍山文化時期的11例特磬當中，除一例出土于河南，其余10例均出于山西。

　　為什么龍山時期出土的11例磬當中山西就占10例呢？這應該與山西獨特的地域文化優勢是分不開的。按照“文化相對論”的觀點，這一地區的地理因素，在文化歷史的“整合體”中就會突破時間性“遷徙”的片面性，而呈現“區域文化觀”2。山西省地處中原，東有太行，西有呂梁，黃河在其西南兩面，構成了天然的山環水繞，盆地相間，黃土厚實的獨特地理環境，不僅為人類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條件，而且為山西文化的孕育提供了先決條件。龍山時期山西的農業已經脫離了撩荒式，逐步過渡到助耕式的農業，從而帶動了手工業的發展，制造出了大量的石制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以及山西特有的黃土窯洞使人們的生活漸漸趨于穩定，于是，在相對固定的生活地域催生出了與生活息息相關的精神文化。由于時代限制，沒有科學知識，占卜文化便應運而生，滿足了人們的心理需求。此時，階級分化已經出現萌芽，人們開始分出等級，貴族人士擺脫了農業生產勞動而從事精神文化活動，在氏族或部落內舉行“豐年祭”等宗教祭祀活動，石磬就在此時以其特有的形制、音質從生產工具中脫離，上升為祭祀活動所需要的樂器，起到“溝通神與人的關系之融合的作用”3。正是由于地域文化優勢和思想文化優勢使石磬在那個時代所共有的形態中獲得突破性發展。也就是“地理環境為文化發展提供了多種可能性，而人文因素又是轉變為現實性的選擇動力。”

　　由于遠古磬主要出土于山西，因此山西出土磬的形制、材料、制作工藝等可代表遠古時期磬的特點：以類長方形為主，選材呈多樣性，制作以打制為主，作孔為兩面對鉆；孔位主要有側位懸孔和中位懸孔兩種。

　　夏代的經濟發展較遠古時期有了明顯的飛躍，社會分工更加精細，石器加工技術的發展，使石磬的出土數量比遠古時期有所增加成為可能。全國出土較為完整的夏代磬有15例，較之遠古時期數量增多。但其中山西出土的夏代磬僅三件，占20%，比起遠古時期特磬數量反而是大大減少了。山西出土的三例夏代磬從形制類型上看仍屬遠古時期的類長方形和魚形兩類，形制上沒有什么發展，而其他地區夏代磬的類型要比遠古磬更豐富一些，除遠古時期的四種類型外還出現了鈍角三角形石磬，更重要的是兩例類五邊形石磬：河南偃師二里頭石磬和內蒙古喀喇沁大山前遺址石磬坯已接近后世磬的標準形制，倨句明顯，鼓股分明。在磬的工藝技術方面夏代磬的制造工藝比遠古有了很大進步，磨制已成為主要加工手段，如內蒙古喀喇沁錦山西府的7例石磬，均采用了磨制的方法，表面平整，而山西出土的這兩例磬仍使用的是舊石器時代晚期出現的石器加工方法——即打制。作孔都仍采用兩面對鉆，但由于其它地區制磬已采用磨制技術，因此磬孔比較圓滑；對孔位的選擇依舊是側位懸孔與中位懸孔兩種。山西地區夏代磬數量的減少以及工藝技術的滯后說明了什么問題呢？以下做一簡要分析。夏代，是中國奴隸社會的開端和階級社會的開始，而奴隸和

　　階級的出現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這就說明夏代較之前的遠古時代社會發展有了很大的進步。夏代的主要活動區域是山西的晉南地區和豫西地區，因此，社會各方面的進步也主要體現在這兩個區域。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均有所體現：在政治上，成立了國家，出現了貴族奴隸主和奴隸的分化，從考古上各種形制的墓葬便區分的很清楚；在經濟上，出土的多為陶制、銅制和玉制的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見證了農業和手工業的快速發展；在文化上，原始崇拜逐漸向禮樂文化過渡，出現與之相應的禮器和樂器，但大多為銅制，表明夏代已經進入了青銅時代。然而，夏代連接著遠古社會和奴隸社會，藝術在一定程度上還保留著原始氏族社會的某些原始遺風，具有一種古樸質直的風格，二里頭磬和東下馮磬便是代表。夏代山西出土的石磬僅三例，這是否說明在夏代，青銅已經成為社會的主流，發展較快，而石器只是原始遺風的代表，緩慢發展。又或者存在這樣的可能性，即由于考古的限制，尚未發現存在于墓葬中的夏代石磬，或者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已經被盜墓者盜走。

　　二、商周時期

　　商周時期山西依然是我國最為繁榮的地區之一，伴隨著經濟水平的發展及新工藝新技術的出現使這一時期出土的文物更為豐富，精美石器、陶器、青銅器大量出現。出土的這一時期的樂器中有大量的青銅樂器，而磬類樂器也在這時由單個的特磬向編磬逐步發展。

　　根據《中國音樂文物大系》的考古資料來看，全國出土商周時期的17件磬中，體現明顯鼓股分離意識的有14件，為編磬的產生奠定了基礎。而山西出土的四例商代磬中僅有一例即平陸前莊特磬在形制上有明顯的鼓股分離，其余石磬形制尚不規范。山西以及其它地區出土的石磬材質同樣是呈多樣性。這一時期磬的制作工藝較前代有了很大進步，大部分石磬采用了磨制方法，精良的磨制技術為先商期的“依聲就材”5向兩周時期的“依聲計材”6的方向發展奠定了基礎。作孔技術除殷墟末期的安陽石編磬使用管鉆，倨孔尺寸規整，其余地區包括山西出土的四例磬鉆孔仍為兩面對鉆；對于孔位的選擇，全國大部分石磬均為側位懸孔，只有少數磬如殷墟西區M701石磬、殷墟西區M93：2石磬、臺西石磬與婦好墓妊冉入石石磬仍為中位懸孔。對側位懸孔的應用說明人們已經意識到其懸掛的優越性。

　　從西周開始，沿用了數千年的特磬逐漸消失，基本上為編磬所取代。據資料顯示此時期全國除山西出土的晉侯33、91號墓的編磬形制不完全統一外，其余編磬均為類五邊形，這與商代石磬的類型分布存在一定的繼承性，類五邊形在商代石磬中包括16件，占商代石磬總數的39％。這說明古人從近千年的石磬制作中逐漸探尋出一種使用方便、音樂性能最佳等各方面都較完美的造型，即類五邊形。選材則由原來的多樣性發展為更多的使用密度高，音響方面合乎要求的石灰巖類；兩周時期編磬皆磨制而成，表面光滑平整，敲擊時發音清脆，音質純；編磬的作孔均采用管鉆且為側位懸孔。

　　較之遠古、夏代的石磬，商周石磬無論是選材、磨制、作孔、調音等都有了長足的進步，磬類樂器也由特磬向編磬發展，使得這一時期成為中國古代磬類樂器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

　　三、春秋戰國

　　春秋戰國時期出土的編磬數量非常多，據筆者查閱的資料顯示全國出土了50余套編磬，僅山西地區就占20余套。尤其是山西晉南這一帶出土的編磬較為集中，多為專業考古工作者發掘所得，資料可靠。

　　這時期，從全國出土的編磬來看其磬體制作規范，為類五邊形，鼓股分明，比例再無多大變化；倨句造型固定，倨句角度分明；弧底內凹。編磬形制已在這時期完成了不斷篩選優化的歷程。石磬選材依舊多采用石灰巖類。編磬磬體皆磨制而成，表面光滑平整，敲擊時發音清脆，音質純；編磬的作孔均采用管鉆且為側位懸孔。

　　山西出土春秋戰國時期的編磬數量幾乎占到了全國出土編磬的一半，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鐘磬作為古代重要祭祀樂器，不僅具有樂器的實用功能，更是權利與身份的象征。山西在春秋時期屬于晉國，晉國國君與周室同宗，并且擁有很高的爵位，晉文公更是春秋五霸之一，所以晉國擁有數量眾多且等級很高的磬類樂器。行至戰國時期，由晉分裂出的韓、趙、魏三國都是戰國七雄，同樣擁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所以也擁有大量磬類樂器。山西所處的中原地區，開發較早，生產力先進，人口眾多、土地肥沃、物產豐富，由于路網縱橫、交通便利所以天下物產云集從而使商業繁榮、制作業發達，這些都為制作出大量精美的磬類樂器提供了先決條件。隨著經濟的發展，統治階級已經不僅僅滿足于物質上的享受，對音樂也有了更高的需求，使得這一時期更加精美的磬類樂器被大量制造。

　　山西是華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區域之一，從堯舜禹到夏商周，山西地區的文化傳承從未間斷，有著深厚的文化積淀。磬作為古代禮樂重器，對研究古代音樂發展以致研究古代文化生活和生產技術都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特別是近年來山西的考古研究有了長足的進展，出土的大量磬類樂器更是為深入研究山西音樂發展史提供了極好的條件。相信今后必定會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不斷為推動山西音樂研究做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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