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初，一曲《成都》讓趙雷一夜爆紅。音樂節現場，歌迷們盯著他的臉，瘋狂地喊起“成都、成都、成都......”

　　趙雷卻說：“我多希望有一天一個人站在我面前，他對我說：

　　‘嘿！趙雷，我2011年就開始喜歡你，我聽的第一首歌是《小屋》’。”

　　后來，關于他的消息，停在了音樂節現場罵出的一句“FUCK”。

　　盛名是一座圍城，無法逃離的趙雷，選擇躲進這座城池的老胡同，安靜地做一個只會唱歌，也必須唱歌的小人物。

　　

　　“有些人可以唱歌，有些人必須唱歌。09001號選手趙雷，我要掀起中國原創音樂的新浪潮。”

　　2010年，湖南長沙。24歲的趙雷在第二屆《快樂男聲》海選現場說出了他的“豪言壯語”。

　　彼時，趙雷剛剛結束自己的流浪，一路上“下雨了就在雨里唱歌；下雪了就在雪中寫詩；下刀子了就練鐵布衫；下餡餅了就張嘴接著。”

　　他信馬由韁地漂著，自由排第一，音樂排第二，走到長沙，參加節目不過是“玩玩而已”。然而，這個大齡男孩在晉級的歡呼與掌聲中越“玩”越深，抱著一把吉他一路殺進20強。

　　在20進12的賽場上，穿著白襯衫的他登上舞臺，唱起一首《米店》。

　　那是趙雷在快男舞臺上的最后亮相。離開時，他又重復了登臺時那句話——“我就是那個必須唱歌的人”。

　　

　　趙雷是個浪子。

　　“誰都喜歡自由，我也不例外，我會為了抓住自由不惜一切代價。”

　　2003年，17歲的趙雷在地下通道，邂逅了一個哥們兒，他抱著吉他彈唱《光陰的故事》，琴聲流淌，歌聲悠揚。一如早年電影《美麗新世界》，片中由伍佰飾演，背著吉他賣唱的地下歌手，曾是他的偶像。

　　在地下通道自帶混響的“浪漫”空間里，少年的流浪者情懷被瞬間點燃。那年他高三，本該埋頭書本，題海遨游。

　　然而第二天，他卻帶著2個兄弟和一把吉他，“進駐”下通道。Beyond、崔健、唐朝、鄭智化、羅大佑、許巍是他的語數外，一把200塊錢的紅棉木吉他，代替高考成為他通向未來的獨木橋。

　　少年初來乍到，無所畏懼，哥兒幾個盤踞通道一角，信口開唱，每一首都是喜歡的歌。

　　他們把琴包往地上一擱，過路行人愿意給錢便給，不愿意給也無所謂，總之最終都會被揮霍，換算成宵夜攤上的羊肉串花個精光。

　　地下通道放肆的1年時光，音樂淌進骨血。少年說：“我們要寫歌，要創作，用我們的靈魂。”

　　少年趙雷（左）

　　然而看似新鮮的流浪，在無數個日升日落中逐漸趨同，放肆的快樂在冬日的陰風里被慢慢吹散，不甘被地下通道禁錮靈魂的趙雷，在朋友的介紹下去了酒吧，做駐唱。

　　他游走于北海之北，這里的人們叫它后海。

　　初入酒吧的男孩像個發瘋的小傻子，備起厚厚的歌本，一口氣要唱40首歌，拿著80塊的工資快樂一個晚上。

　　

　　不在酒吧唱歌的時候，趙雷便用他的靈魂，撥著弦自己寫歌。

　　在北京，他租下一間不滿15平米，只能擠得下一張雙人床的屋子。

　　日子累了，去院里打打沙袋；寫歌倦了，拿一瓶啤酒爬上屋頂，等陽光西曬。

　　

　　幾棵粗大的梧桐撐起一片綠蔭，推開院門，一群白鴿撲拉拉地飛起，鴿哨聲在屋頂上盤旋，忽遠忽近。斑駁樹影下放著張竹椅，常有個美麗姑娘坐在那里，她往往是趙雷新歌的第一個聽眾。

　　然而，姑娘聽過的歌，他卻不能唱給更多的人。在酒吧，當趙雷想要讓靈魂加個塞兒，把原創混進每晚的40首里時，卻總被無情拒絕：“你唱的那玩兒沒人聽，你就唱崔健、伍佰。”

　　唱到后來，他看著酒吧里喧鬧的人群，發現無論唱誰都沒什么區別。一曲唱完，他對著話筒撒氣：“他們沒有思想，他們不懂音樂。” 這句話沒有換來任何回音，喧嘩仍在蔓延，把舞臺的聲音全部吞沒。

　　該離開了。

　　

　　那時，青藏鐵路開通不久，列車駛上第三階梯，高原的陽光照進車廂一片澄澈明亮。韓紅的《天路》在車廂里響起，乘客圍著趙雷，少年彈起吉他，脖子上掛著藏族孩子獻的哈達。

　　2006年冬日，趙雷終于抵達拉薩。他興奮地拿出吉他，瘋狂地掃弦，跟著兄弟們瘋狂合唱。朋友勸他：“小心高原反應，這里不是北京。”

　　孩子心性的他毫不在意地瘋著鬧著，果然病得一塌糊涂。然而掙脫旅途勞累與高原反應后，又在大昭寺廣場的溫暖陽光下，抱一壺甜茶，依然只唱自己想唱的歌。

　　有姑娘在他身邊駐足，聽得久了，她們高原紅的臉上，又要添上一抹緋紅。

　　在那里，他度過了一段有酒沒肉有朋友的日子。阿刁、彬子、尼可、大冰......這些名字，被他唱進歌里。他落腳的酒吧，名叫“浮游”。

　　趙雷（右一）在拉薩

　　“那時候我們經常吃泡面，吃不起肉，也煮不熟，而且拉薩的菜因為不容易耕種，所以也比我們這邊貴很多，最后沒有錢了，就每天蘸著鹽吃土豆，光著屁股在院子里曬太陽。”

　　那段時光，是無憂的時光；精彩的年月，不會被什么改寫。

　　一群天南海北的朋友一起唱著歌，喝著酒吹牛逼，喝醉了再喊上一句：“只要活著，音樂就不死，理想就不死。”

　　飛鳥從不知道何為自由，因為它本身的名字，便是自由。

　　

　　桌邊的燈照亮墻壁上的涂鴉和過路人寫的話，其中一句，“人生本無定數，回首已是天涯”一語成讖。

　　在拉薩大刀闊斧的舊居改建中，浮游酒吧被拆掉。趙雷重新開始流浪。麗江的溫暖的火塘、成都熱鬧的酒館和西安地下通道“借來”的攤位，歌聲被淹沒在涌動的人海

　　經過的人各式各樣，新奇的、獵艷的、盲目的、逃避的，而趙雷，始終只是那個抱著吉他，固執唱歌的孩子。

　　

　　“我回到北京，雖然還是照常生活，但浮躁起來就回不去了。”

　　說這話時，趙雷24歲，剛剛從《快樂男聲》的舞臺上轉身離開。那是他第一次走進全國電視觀眾視野。

　　登臺前，他說：“快樂男聲，我需要這個漂亮的舞臺。”只是這個漂亮的舞臺略顯嘈雜，導演組要求他去跳開場舞，趙雷勉勉強強站上舞臺，又在錄第二遍時偷偷跑掉，只有抱起吉他，少年才會張揚，在鏡頭前脫口：“我要掀起中國原創音樂的新浪潮！”

　　

　　他想要留住純粹，拒絕主流的聒噪，然而為了生存與夢想，卻又不得不把自己推向臺前。

　　只是最后，那扇漂亮的大門開了一條縫，又最終關上了。在節目組留給他最后的鏡頭中，他認真說“他說我想出一張專輯，讓全世界知道中國的原創音樂的確很好。”

　　回到北京，從前的流浪生活沉淀發酵，一路上人聚人散，每個人留下的煙火痕跡，水到渠成地流淌在趙雷的吉他上。

　　手頭拮據的他放下面子賴在朋友家，沒了錢就借，借到錢就買來設備接著錄，專輯從炎炎夏日一直錄到滴水成冰。

　　2011年盛夏，他的第一張專輯《趙小雷》終于發行。

　　這張只發行了2000張的專輯讓他欠下了十幾萬元的債務，與此同時，母親的病逝，又讓他添上40多萬元的新債。

　　那年冬天，在傳說中的世界末日來臨之前，朋友們幫他張羅起一場演出，以40元票價，在北京頗負盛名的livehouse微薄之鹽，留下了一場“2012年之前，最溫暖的民謠演出”。

　　

　　他說：“自從決定做音樂，就沒打算脫貧致富。”

　　在趙雷心中，音樂是一個自由體，不能被拘束，更不能去迎合。在生活狀態與生活質量之間，他寧愿選擇生活狀態，有夢想的苦日子，那便是最好的時光。

　　多年后，曾有人與他談起這段日子，趙雷的眼里閃爍起天真的光芒，咧嘴一笑：“一個大人在執著，和一個小孩在執著是不一樣的。”

　　“理想就像太陽一樣，有的時候出來，有時候不出來，但它一直在那兒，我一直追著它。”

　　理想需要追尋，而靈感來自路上。時間沒過太久，趙雷和4個音樂人再一次踏上征途，做了一次“十個輪子上的民謠之路”的全國巡演。

　　

　　5個男人騎著摩托背著樂器，從成都一路向東奔向深圳，1個月時間，10個輪子滾過4500公里，串聯起50多個大大小小的城市。

　　騎過濕滑黑暗的隧道，與死亡擦肩而過，又對著山崖打著閃燈放聲高唱。

　　歌聲在武漢長江邊響起，琴聲在重慶山城里奏鳴，為旅途添上一段頗具張力的張揚配色。

　　他們頭頂著太陽，用放縱的歡笑燃燒無憂的時光。

　　

　　那時候的趙雷，尚沒太多粉絲，沒太多銀錢，只有一腔孤勇，滿腹才華，一把吉他。

　　他也會在秋日感傷，一眨眼已經27歲，旁人都已成家立業，自己卻仍舊一文不名，還在死守理想。

　　朋友大冰在為他四處“推銷”：“趙雷不紅，天理難容。”

　　而在彼時趙雷為數不多的采訪里，主持人問他：“你依舊堅信是金子總會發光嗎？”

　　“對，我堅信。但現在金子很多。”趙雷把這句話的后半段，重復了兩次。

　　直到2017年初的料峭春寒里，從南到北的人們忽熱開始歌唱成都，“和我在成都的街頭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燈都熄滅了也不停留......”

　　也有許多人把自己所處的城市填入歌詞，唱起各自心中的離愁。

　　趙雷在《歌手》舞臺上，把故事唱進了觀眾的心。

　　誰的過往中沒有一座忘不掉的城，又有誰的心里，不曾有過一個難以忘懷的人？

　　音樂軟件上，這首歌的評論，一路飆至數十萬。有粉絲在貼吧里發帖：“我們的雷子火了，我不知該開心，還是難過。”

　　

　　

　　其實早在2014年，趙雷便已初露鋒芒。

　　在當年《中國好歌曲》的舞臺上，這個來自北京的民謠歌手，便已用一首《畫》，讓導師劉歡毫不猶豫地為他轉身。

　　干脆直率地歌唱，每一個和弦里都藏著他自己的過往。

　　導師周華健聽著歌詞臉上浮起了笑，問他：“姑娘也沒有，四季的糧食也沒有，只有那支筆，你真的是那么一無所有嗎？”

　　趙雷回答：“其實是自從我選擇做音樂以來，我就沒有想過我要做一個富有的人，我就想每天開開心心地，做自己喜歡的音樂。”

　　然而《成都》一曲成名，他無權再躲在北京二環安定門胡同里，做個每天唱歌的窮小子。

　　

　　演出邀約排山倒海地來，有些老板說得直接：“你要多少錢都行，只要唱一首《成都》。”

　　“難道我就只有這一首歌兒嗎？”在一檔紀錄片中，趙雷崩潰了：“這首歌已經快唱‘吐’了。”只有唱起老歌時，對著那群跟著他低聲唱和的歌迷，他才會說上一句：“謝謝你們記得這么多年前的歌，這是我們的暗號，其他人不懂。”

　　

　　在《歌手》的余溫中，趙雷踏上巡演旅程，鄭州第一站，演出結束趙雷坐車離開，看到場外的人，他問：“他們出來得這么早嗎？還是沒進去？”說到后半句時，他的聲音低了下來。

　　旁人答：“沒進去。”

　　他臉上泛起疲態，靠在車窗上望著外面，低低的說了一句，這地兒還是太小了。

　　旁人說：“應該是人太多了。”

　　“也挺好的。”

　　然而凌晨4點的彩排，被安排的歌單，每天不足6小時的睡眠，讓法令紋爬上趙雷的臉，毫不留情地奪去他孩子氣的笑臉與張揚的神色。

　　

　　趙雷病了。

　　設備調試的間隙，他癱在椅子上，紅著眼睛低聲吐槽：“很多想成為明星的人都在追求這種感覺，我有點煩了，我不喜歡這樣，真的不喜歡這樣。”他孩子氣地重復著表示否定的詞語，卻無法擺脫安排。

　　站在他背后的商人，想要賺個盆滿缽滿，見過他一鳴驚人的媒體，正蓄意把他推上神壇。

　　崔健曾說：“我不想被推上神壇，神壇是個好地方，那你們都去吧，反正我不去。”那個好地方，趙雷也不愿去。

　　“一個節目能證明什么，什么都證明不了。”

　　2017年4月29日，他在自己的巡演現場，用一句“FUCK”，結束了自己眼中所有的荒唐。

　　“我希望這樣的模式這是最后一次，希望以后巡演可以每一場都有新花樣，而不是一直這樣下去，我以后不會再做這樣的演出了。”

　　演出結束時，趙雷唱起一曲《不夜城傳奇》，這是他母親生前最愛的電視劇插曲：莫問得失有幾許，人在高處就會不勝寒意......

　　他看得清一切，卻拒絕妥協。

　　當許多人趁著名氣大把撈金時，趙雷轉身回到北京，把一切繁華都擋在小院門外，即使請他去唱一首《成都》的人，可以擠滿門口的整個胡同。

　　

　　多年前，大冰在他的書里如此描述趙雷：“高興了沒人分享，委屈了自己消化。北京城太大，世事洞明人情練達，人人都是自了漢，坑他的人多，疼他的人少，故而，他把對他好的人都放在心尖上，以及琴弦最深處。”

　　

　　趙雷自己說，大冰書里關于他的故事半真半假，不可全信。但他也確實在太早的年紀，匆匆把自己投放進紛雜的社會，在地下通道里摸爬滾打，與酒吧里各色人等短兵相接。

　　過往給了他故事，光陰沉淀出溫柔與哀傷，他覺得自己像一只刺猬，“陽光下可以相互溫暖”，而那些隱形的刺，可以讓他拒絕一切虛偽的東西。

　　只是刺猬的刺有多堅硬，肚皮就有多柔軟。直到今天，他身上仍有著放蕩不羈，然而不羈的底色，是善。

　　2013年，他尚還無名時，在玉樹資助了2個學生。4年后，在巡演的間隙，趙雷回到玉樹，把它變成了3位數，他說自己知道餓肚子的滋味。操場上，孩子們踮起腳給他獻上哈達，層層疊疊，在青海的風里，趙雷像一棵樹。

　　

　　趙雷曾唱過一首歌，《讓我偷偷看你》。它的詞作者，是個16歲的孩子，越陽。

　　男孩會體諒父母辛苦，早起上學放輕手腳；會在婦女節，用自己僅有的零花錢為媽媽買下一塊拳頭大的小蛋糕。他也讓父母驕傲，興趣廣泛，成績名列前矛。

　　兒時天真，少時懂事，他本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好孩子。

　　然而命運善妒，它吝嗇賦予世人恒久的平靜。

　　2013年，越陽毫無征兆地病倒，他的父母，一夜之間蒼老。

　　安穩的生活在命運面前支離破碎。求醫問藥，東奔西跑，一次次穿刺，一場場化療，他們看到希望，卻又被掐滅了曙光。

　　兒子躺在母親懷里，忍著痛對媽媽說：“媽，我不難受，你別哭。”他想要替母親擦淚，卻連手都抬不起來。

　　眼淚滴落，男孩在母親的懷里睡去，父母在等著他醒來。

　　2015年2月11日，男孩再也沒有醒來。

　　

　　男孩留下一個U盤，里面是他自己所作歌詞，而在U盤里，還存儲著另一段話：讓我一個人走吧，讓爸爸媽媽留下。媽媽曾說過，如果我死了，她也活不了，把歌詞變成音樂，應該能夠拖住你們一段時間吧。我走了，就讓我的歌陪著你們吧……

　　男孩希望當自己離去，有人能夠替代他，唱起這些溫柔的過往。

　　其中一首歌詞輾轉來到趙雷手中，善良是一種天性，而善意是一種選擇。趙雷接下了越陽留在這世上最后的期望。

　　男孩的歌詞里，是對往日時光復雜卻溫柔的打量；趙雷的歌聲迎著漫天柳絮，擊中了人們的心臟。

　　聽歌的人寫下留言，他們帶著期望：“越陽，希望你在天堂能聽到雷子的歌聲”，也有人想告訴男孩，“放心，你的爸爸媽媽現在過得很好”。

　　

　　還有些人，也和越陽一樣走在抵抗病魔的路上，從趙雷的歌聲中，他們得到了安慰與力量。

　　這些年，無論走出多遠，趙雷終究還是回到了故事開始的地方。

　　他出生于1986年。北京郊區的良鄉，是他生長的地方。

　　那時，趙雷的家里，有一個做小生意的父親，還有一個被他稱為敏子的母親。

　　趙雷與母親

　　他兒時頑劣，偷偷吃糖，用小石子哄騙母親，母親不發火，只是不再給他買糖；在學校惹是生非，母親也不惱，待他認錯后騎著破三輪接他回家；唯有他偷拿小賣部口香糖，被母親從男廁所拽出來一頓好打。

　　母親教他寬厚，也在讓他正直。趙雷去流浪，母親便等他回家。

　　時光讓一個人長大，也讓一個人衰老。

　　后來，母親病了，趙雷寫下一首《媽媽》。

　　再后來，母親走了。在歌里，趙雷喊了21聲媽媽，卻再也無人應答。

　　“媽媽，帶我走吧，我相信天上或地下有個永不分離的家......”

　　在一次采訪中，趙雷說：“這個稱呼對我來講，永別了。”

　　往后，每出一張專輯，趙雷都會把它埋在母親的墓地。

　　他曾經總以為母親不會離開，想攢夠錢買一輛舒服的小轎車，帶著她去欣賞年輕時沒機會看的風景，可終究，沒了時間。

　　而鮮少出現在歌里的父親，趙雷總會把他帶在身邊。

　　

　　他對父親直呼大名，逢人就攬著老頭兒的肩膀介紹：“這是我鐵哥們兒，廣瑞。”

　　趙雷在臺上唱歌，父親就坐在門口的臺階上聽著，心里比兒子還緊張。

　　經紀人齊靜初與趙雷合作時，曾對他演出時要帶家屬的要求感到訝異，大男孩咧嘴一笑：“我爸就和筷子似的，拿起來就放不下了。”母親走后，父親就成了他的家。

　　他給父親買了房子，自己卻依然喜歡回到胡同里憋仄的小屋，屋里擺滿了老物件：小號、便攜式音箱、朋友送的節拍器、戴了三年多的帽子，上面都留著記憶的痕跡。

　　在時光的包裹中，趙雷趴在工作臺上，讓旋律充滿腦海。離開工作室，他常去隔壁胡同的清真餐廳喝上兩杯。

　　母親去世后，趙雷常來這里吃飯。后來，趙雷給那家飯館取了個名字——吉姆餐廳。

　　

　　“所有的餐廳都是吉姆餐廳，它是從“家”演變過來的另一個似家的環境，隱匿于心。”

　　雖然走過天涯，行過遠方，但故鄉，永遠停留在心里最柔軟的一隅。

　　2018年，他將自己的巡演命名為“2495”，那是兒時家中座機號碼的后4位，如今這部電話，早已停機。

　　深愛過，遺憾過；安定過，流浪過。吉他給了他夢想，音樂賦予他希望。他唱著歌走向“神壇”，又且行且吟回到故鄉。時光流轉，他懂了少年時地下通道里“光陰的故事”，也成了歌里被改變的那個人。

　　“如果都能像從前那樣，就好了。”

　　過去的過不去了，未來一直在來。

　　在33歲的末尾，趙雷終于又唱著他的歌緩緩而歸。

　　齊天大圣的面具下，是趙雷那張帶著孩子氣卻又滿懷真誠的臉。

　　“我已經找到了我的位置，那需要很多的時光去交換。雖然我有時候還是朦朧，愿歲月留住我天真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