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切獻給黨簡譜(把一切獻給黨簡譜合唱譜)

小乐 2021-10-14 18:13:06

  (來源:日照財政)

  原標題:【微黨課】江竹筠:入黨之初就決定把一切獻給黨

  

  隱蔽戰線英雄譜

  江竹筠,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自貢一個農民家庭。1939年參加革命,長期奮戰在黨的隱蔽斗爭戰線。1948年6月被捕,面對酷刑和屠刀,她堅貞不屈、頑強斗爭。1949年11月,在重慶解放的前夜,被國民黨特務殺害。新中國成立后,以江竹筠為人物原型創作的小說《紅巖》和歌劇《江姐》,使她的事跡廣為傳頌,“江姐”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字,感動和激勵了幾代中國人。2009年,江竹筠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

  “最普通的人就是最秘密的人”

  1939年夏天,正在重慶中國公學就讀高中的江竹筠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正值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入黨前,介紹人戴克宇曾問她:“入黨后會遇到各種艱難困苦,也可能會犧牲!你是否再三考慮過這些問題?”江竹筠回答說:“要革命還怕什么,革命本身就不是什么安樂與享受,我決定入黨,就是決定把自己的一切貢獻給革命事業,甚至寶貴的生命。”

  江竹筠原以為加入共產黨后,可以風風火火地投入抗日宣傳、發動群眾等學校的各項社會進步活動中去。然而組織卻交給她一項意想不到的任務:隱蔽。隱蔽意味著生活的平常無奇,卻考驗著人的意志與自律。當其他進步同學激情澎湃地發表時局演講、評論時,她只是一個人在角落里靜靜地聽,不輕易發表看法;在同學們開展歌詠會、話劇表演等活動時,原來酷愛唱歌的江竹筠卻不得不克制自己。這一時期嚴格的自律、“隱蔽”的鍛煉,對她后來成為一名優秀的地下工作者有著重要影響。

  1940年秋,江竹筠轉移到中華職校學習會計專業,擔任該校及附近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恰巧她的同學兼摯友何理立也考入該校,但失去了組織聯系。何理立一度很苦惱,見到江竹筠后非常高興,希望她能幫助自己恢復黨組織關系。雖然江竹筠對這位摯友非常了解和信任,但她始終嚴守黨的組織紀律,只與其保持工作關系,對組織關系一直避而不談。

  作為黨組織的負責人,江竹筠團結進步學生,秘密開展黨的工作,扎根于群眾當中,隱蔽于群眾之中。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后,國民政府嚴密封鎖消息,阻止《新華日報》發行,捏造所謂“異黨暴亂”等來欺騙群眾。為揭露國民黨的丑惡罪行,黨組織將一批印有八路軍和宋慶齡、柳亞子、何香凝等人聲明的傳單交由江竹筠散發。當時中華職校的三青團分子活動猖獗,形勢恐怖。為了完成這次任務,她約上何理立,白天察看地形,晚上行動,把傳單放在教室辦公室的走廊上,并用小石頭給壓好。第二天,許多老師和同學們都發現了傳單,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放棄對國民黨的幻想,開始同情中國共產黨。

  江竹筠沉穩謹慎的工作方式,不僅完成黨組織交付的各項秘密任務,而且黨組織始終未暴露。上級決定交付江竹筠更為重要和機密的任務。后來,江竹筠被任命為重慶新市區區委委員,以宋慶齡、鄧穎超領導的重慶婦女慰勞總會辦事員的社會職業作為掩護,單線聯系沙坪壩一些高等學校的黨員和新市區內的女黨員。從學校走向社會,江竹筠面臨著更加復雜的工作環境和更為危險的工作方式。為幫助她盡快適應新的工作方式,川東特委宋林同志傳授了許多地下工作的經驗:言行舉止要符合自己的社會身份,兩人開始接頭就要約定公開的社會關系是什么,被捕了就要準備犧牲自己、保護組織等。

  “最普通的人就是最秘密的人”,老宋的這句話讓她印象特別深刻,并身體力行。每天早上,她從觀音巖臨華街的家中步行去曾家巖上班,途中要經過軍統和中統兩大特務機關總部,隨時會遇到特務暗探的跟蹤盤問,下班后還要安排時間到沙坪壩一帶去聯系同志,幾乎整天都處于高度緊張的戰斗之中。她把宋林同志對敵斗爭的寶貴經驗運用到工作實踐中,向同志們傳達上級文件和指示時,她總是先將文件或口頭意見記熟才出發,不隨身攜帶任何可能會暴露身份的證據;她始終注意言行舉止要符合自己的社會身份,每次去學校聯系時,著一身簡單的學生服,一點也不引人注目,誰也不會注意到這個普通的小姑娘竟是共產黨員。江竹筠在斗爭中成長、在戰斗中歷練,逐步積累了較為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

  從假夫妻到真伴侶

  1943年5月,黨組織交給江竹筠一項特殊的任務,讓她與彭詠梧假扮夫妻,掩護開展黨的秘密工作。彭詠梧原名彭慶邦,四川云陽人,1938年加入共產黨,先后任萬縣中心縣委巡視員、云陽縣委書記,1941年8月調往重慶,擔任市委第一委員,領導重慶市地下黨工作。他以國民黨中央信托局中級職員的社會身份作為掩護,由于沒有一個可以自由活動的場所和可靠的助手,工作開展很不方便。黨組織決定讓江竹筠以“妻子”名義協助彭詠梧工作。

  他們把“新家”安在重慶市機房街,這里成為重慶市委的秘密機關和地下黨員學習的輔導中心。彭詠梧負責聯系幾十名黨員,白天還要正常上班,工作十分繁忙。領受、傳達上級指示精神,聯系黨員、布置任務等許多具體的通信聯絡工作就由江竹筠來做。彭詠梧是信托局的中級職員,家里還經常來一些信托局或金融界的同事朋友,這時江竹筠還要努力扮演與這一身份相符的“彭太太”。從一個窮學生到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太太”,江竹筠雖然時常感到不習慣,但她都努力去適應,不僅瞞過了鄰居同事,甚至連她的母親也沒有發現這個女婿竟是“假”的。

  1944年春,江竹筠在一次外出工作中,引起了特務的跟蹤注意。黨組織為安全起見,立即把她轉移到成都,兩個月后考上了川大農學院植物病蟲害系。在川大,她是學運中最隱蔽的幕后策劃者,但她的組織關系依然留在重慶,常寫信給彭詠梧報告學習情況。在重慶,缺少“太太”掩護的彭詠梧,工作起來出現了不少的麻煩。他們在一起工作中相互關懷、相互敬重,也漸漸地產生了感情。鑒于這種情況,南方局和重慶市委批準彭詠梧與江竹筠正式結婚!1945年暑假,江竹筠回到重慶,與彭詠梧結為伉儷,成為真正一起生活、一起戰斗、一起歷練的革命夫妻。此時,抗戰即將勝利,但勝利后的喜悅很快被內戰的陰霾所籠罩。他們將共同迎來更為嚴峻的考驗。

  走向學運斗爭最前沿

  山雨欲來風滿樓。1946年6月,國民黨軍隊向中原解放區發動進攻,全面內戰爆發。一時間,重慶的斗爭形勢陡然嚴峻復雜。7月,黨組織決定江竹筠停止川大的學習,回重慶開展地下斗爭。此前南方局決定成立重慶地下市委,為配合前線的軍事斗爭,要求“大膽、放手”發動群眾,開辟第二條戰線。江竹筠回到重慶后,協助彭詠梧奔走于各大、中學,聯系團結進步學生,爭取中間分子,使各校學生運動迅猛開展起來。

  1947年2月,市委指派江竹筠直接領導重慶育才學校、國立女子師范學院、西南學院等學校黨的地下工作。這時的江竹筠開始獨當一面領導學運工作,勇敢地站到了殘酷斗爭的最前沿。

  育才學校是一所新型學校,黨的組織基礎較好,建立了以廖意林為書記的黨支部。廖意林是從延安派到重慶來的老黨員,政治覺悟高,領導能力強。江竹筠與廖意林接上關系后,保持單線聯系,傳達上級指示,研究實施方案,一般不過問工作細節,讓該校黨支部和廣大師生積極發揮工作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西南學院和女子師院兩校進步學生多,但沒有建立黨的組織,許多工作處于自發狀態,江竹筠決定以建立黨的組織作為工作的突破口。

  3月初,江竹筠來到西南學院,找到了該校唯一的地下黨員學生羅永曄。通過羅永曄在進步學生中發展了多名黨員,建立起學院地下黨支部,學校的學運很快有組織地恢復起來,同時還派黨員到附近學校開展工作,輻射帶動周圍學校。之后她把工作重心轉到女子師院,與一位名叫賴松的女學生接頭聯系。賴松是根據南方局青委委派考入該校的進步女青年。經過多次接觸考察,江竹筠發現賴松不僅工作能力強,而且沉穩機敏。于是,江竹筠把她發展為黨員,并結合自身從事地下工作的經驗,悉心指導賴松如何在學生中工作,教她如何保護學生領袖,既有效地發動學運又隱蔽自己。不久,女子師院成功建立起黨的支部。從此,女子師院的學運有了一個扎根并隱蔽于學生群眾中的極富戰斗力的領導核心。

  重慶是國民黨西南統治的中心,特務組織最為嚴密,他們也加緊對學生的鎮壓活動。關鍵時刻,江竹筠頻繁與女子師院支部聯系,分析敵人的動向,要求她們從最壞的可能性著眼,做好隱蔽工作。1947年5月底6月初,國民黨特務兩次武裝包圍女子師院,抓走了13名同學。由于事前準備充分,黨組織都沒遭到破壞,沒有黨員被捕。隨即她又積極組織力量營救被捕學生,號召成立科系聯席會,宣布罷課,組織“六一”事件后援會,采用請愿、記者招待會等形式,爭取社會力量共同聲援。在輿論的壓力下,被捕同學全部出獄。為把全市進步學生組織起來,彭詠梧、江竹筠等還在學生界中成立了黨的外圍組織——“六一社”,重慶的學運工作走向新的高潮。

  殫精竭慮為“挺進”

  由于新華日報社被迫撤走,1947年7月,中共重慶市委決定創辦機關報——《挺進報》,來傳遞黨中央的聲音,由彭詠梧直接領導。1947年秋,市委指派江竹筠來加強《挺進報》的領導工作。

  作為市委機關報,《挺進報》的安全保密是江竹筠著重考慮的問題,她把報紙的供稿、出版、發行分離開來,避免相互間的橫向聯系,并把最危險的取送稿件和發行工作承擔起來。

  《挺進報》的稿件主要是通過收聽電臺并記錄來自延安的廣播。稿件取來后,她親自校對、整理,抄寫清楚后,在約定時間地點交給聯絡員吳子見同志,吳子見再把稿件交給陳然、蔣一葦等同志印刷出版。這一工作充滿危險,容不得半點閃失。一次她發現吳子見把稿件和資料放在屋角的一只衣箱里,很不放心,便動手幫他整理,反復地叮囑:“要時刻警惕著,經常準備應付特務的突然襲擊。”有一天,兩人偶然在街上碰著,吳子見高興地向她打招呼,準備和她商量事情,但江竹筠立即將臉轉開,示意吳子見避免照面,不能在約定以外的場合見面。

  在白色恐怖下,要使這張地下報紙突破各種關卡,安全及時發送到全市進步群眾手中去,是一件十分重要也是十分危險的工作。憑著長期地下工作的豐富經驗和謹慎細致的工作作風,她有條不紊、穩當周密地安排發行工作。每次把報紙領回來,江竹筠就匿藏在家中天花板頂棚上,晚上通宵達旦地分裝,白天想方設法把報紙送出去。為了躲避國民黨嚴格的郵檢,她弄來一些印有國民黨財政局和時事新報社兩個單位名稱的信封,專門用來郵寄《挺進報》。分發投寄時,她要求每次必須有兩人同行,萬一出了問題,另一人及時通報組織并遏止事態發展。她還總是不厭其煩地叮囑,不要只投一個郵局的信箱、郵筒,要變換地方多投一些信箱郵筒。后來,江竹筠又聯系到了在郵局工作的進步學生,通過他們從郵局內部投寄,這就更加方便和安全了。此外,她還在育才學校等布置一些秘密轉發站,通過進步學生直接發送報紙。

  斗志昂揚下川東

  隨著革命形勢的進一步發展,江竹筠不再負責《挺進報》和參與重慶市學生運動的聯系和指導工作,組織上任命她做地下黨川東臨委和下川東地委的聯絡員。川東臨委兼下川東地委副書記正是她的丈夫彭詠梧同志,負責領導下川東一帶的農村武裝起義,以配合解放軍南下的外線作戰。

  能夠公開與敵人在戰場上進行較量,對于長期做地下工作的江竹筠來說,是一件非常興奮的事情,但她也深知這一趟遠行充滿著未知的兇險。向接替工作的同志詳細交代后,她最放心不下的還是年僅1歲多的兒子。她和丈夫反復商量后,決定暫時托付給好友看養。離別前,江竹筠和丈夫上街買了一件美軍毛毯改制的兒童大衣和一頂小軍帽。為云兒穿好大衣、戴好帽子后,看著高興的云兒,彭詠梧似有預感地說道,咱們一塊去照張合影吧。這張幸福的合影是他們留下的唯一一張全家福。

  1947年10月,江竹筠和丈夫一道斗志昂揚地奔赴新的戰場。云陽、奉節、巫山、巫溪四縣位于川、陜、鄂三省交界處,扼長江上游之門戶,被選為下川東暴動重點區域。一路上,江竹筠作為聯絡員,細心在沿途地設點布線,協調渝萬之間的運輸,建立云萬兩縣的交通站。她還為過往的同志在各地選擇便于掩護的茶館旅社,并對旅社老板和服務人員的歷史、思想情況、社會關系及敵人查號的規律,通過當地同志作了詳細調查。

  12月,彭詠梧一行來到云陽湯溪沿岸,召開爐塘坪會議,會議決定盡快暴動。下川東地區雖有少數骨干,但知識分子干部很少。彭詠梧決定派江竹筠回重慶,組織輸送一批干部來。她不得不暫時離開,卻未曾想到,這次離開竟是夫妻永別。

  歌樂山下英魂存

  1948年4月,《挺進報》被敵特偵破,以此為突破口先后逮捕了中共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副書記冉益智。劉、冉兩人貪生怕死,相繼叛變,爭相出賣共產黨組織。6月14日,感到風聲日緊的江竹筠緊急去布置戰友轉移,突然遭遇叛徒冉益智,跟隨而來的國民黨特務一擁而上。江竹筠就這樣被捕了。

  在押往重慶的碼頭途中,她碰巧遇到已經成為叛徒的原中共川東地委書記涂孝文,立即機智地大聲呵斥叛徒。很快,在萬縣縣城和乘船的客人中,傳開了這樣的新聞:一個戴手銬的女人,大罵長絡腮胡的涂矮子是共產黨的叛徒。從而避免了川東黨組織遭受更大的損失。

  江竹筠被帶回重慶后,關押在號稱“人間地獄”的渣滓洞監獄。得知江竹筠是彭詠梧的妻子,國民黨特務妄圖從她口中獲得暴動地區黨組織情報。在連續三次勸降沒有結果的情況下開始對她用刑。當年參與審訊的國民黨法官張界后來交代說:“當班的軍士把竹筷子拿來,頃刻一把新竹筷子放在江烈士的十個指尖。當班特務軍士,兩手緊握筷子的兩頭,來回在烈士的手指上猛夾,江烈士忍著痛,連聲喊:‘喲!喲!’彎腰下去站不起來,江烈士頃刻臉都變得蒼白,聲音也發不出來……”盡管疼痛難忍,數次昏迷過去,但江竹筠始終堅定地表示:你們可以整斷我的手,殺我的頭,要組織是沒有的。老虎凳、吊索等酷刑逐一使用,但她毫不畏懼、堅貞不屈,對敵痛聲斥責,對黨的秘密守口如瓶。

  特務們黔驢技窮,只得收場。江竹筠被折磨得人都變了形,十個手指都被整爛了,但她心里充滿著勝利的豪情,艱難地走進監獄的院壩。各個囚室的風門口擠滿了人頭,難友們用無限敬仰的目光望著她,向她致意,親切地稱她為“江姐”。

  江竹筠的堅貞不屈和英勇斗爭,激勵了整個渣滓洞監獄的難友,使全體難友更加堅定了革命意志,凝聚力空前增強,開展了一場長達17個月與敵人斗智斗勇的獄中地下斗爭。為加強革命理論的學習,江姐以學“國文”為掩護,與難友一起依靠記憶把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以及《中國土地法大綱》等書的內容寫下來,供大家討論學習、交流思想體會。江姐還通過日常攀談、做思想工作、反復試探等方式,做通了監獄看守黃守才的工作,接通了與外面黨組織的聯系,及時把監獄內的情況傳遞出去,接受黨的指示。江姐與獄中的難友們還秘密互通信息,組織開展了悼念彭詠梧逝世一周年、春節聯歡活動、慶祝黨的生日等多次大規模的集體斗爭,鼓舞了士氣,打擊了敵人的反動氣焰。

  江姐是一位堅定的革命斗士,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她也是一位柔情的母親,格外思念她那幼小的云兒。1949年8月,在給親人譚竹安的托孤信中,她寫道:“假若不幸的話,云兒就送你了,盼教以踏著父母之足跡,以建設新中國為志,為共產主義革命事業奮斗到底。孩子們決不要嬌養,粗服淡飯足矣。”這是江竹筠留給兒子最后的遺言。

  1949年11月14日,年僅29歲的江竹筠被秘密殺害于歌樂山下的電臺嵐埡刑場。江竹筠沒有親眼看到重慶的勝利解放,但她忠貞革命、寧死不屈的革命形象永遠活在人們心中。

  來源:《學習時報》2020年9月7日第5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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