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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河大合唱》寫成于抗日戰爭時期，１９３８年秋冬，作者隨抗日部隊行軍至大西北的黃河岸邊。中國雄奇的山川，戰士們英勇的身姿激發了作者的創作靈感，時代的呼喚促使他懷著高漲的愛國熱情譜寫了一篇大型朗誦詩《黃河吟》，後來被改寫成《黃河大合唱》的歌詞。作品由八個樂章組成，它以豐富的藝術形象，壯闊的曆史場景和磅礴的氣勢，表現出黃河兒女的英雄氣概。　　冼星海回國痛感民族危亡的深重，深知民衆的痛苦。在民族危亡的嚴重關頭，他站在民族鬥爭的前面。他確信中國共産黨才是中華民族的中流砥柱，他加入了中國共産黨。爲了民族解放，“爲抗戰發出怒吼”，他縱筆譜寫歌曲。1939年他去看望病床上的青年詩人光未然，聽其朗誦《黃河吟》聽其講述黃河呼嘯奔騰的壯麗景象遂蕩其共鳴，樂思如潮。創作一星期，半月之內又完成了該作品八個樂章及伴奏音樂的全部樂譜。寫就了這一時代的中華民族的音樂史詩。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武漢淪陷後，著名詩人光未然帶領抗敵演劇叁隊，從陝西宜川縣的壺口附近東渡黃河，轉入呂梁山抗日根據地。途中目睹了黃河船夫們與狂風惡浪搏鬥的情景，聆聽了高亢、悠揚的船工號子。在次年1月抵達延安後，寫出了《黃河》詞作，並在這年的除夕聯歡會上朗誦了這部詩篇。冼星海聽後非常興奮，表示要爲演劇隊創作《黃河大合唱》。在延安一座簡陋的土窯裏，冼星海抱病連續寫作六天，完成了這部具有曆史意義的大型聲樂作品《黃河大合唱》。之後，在延安陝北公學大禮堂首演，引起巨大反響，很快傳遍整個中國。　　《黃河大合唱》爲我國現代大型聲樂創作提供了光輝的典範。在六十年代後期，還被改編爲鋼琴協奏曲。　　《黃河頌》是抗日戰爭時期，著名交響樂《黃河大合唱》中一首獨唱歌曲的歌辭，作者的創作意圖是希望在抗日戰爭時期，激發起人民對中華民族的熱愛和誓死保衛家園的民族意識。雖然其創作年代已與我們相去甚遠，但那奔放、豪邁、铿锵有力的詩句和強烈的情感，至今讀起來仍然能引起我們的共鳴，喚起我們作爲中華民族炎黃子孫的自豪感。　　《黃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具代表性、且又最爲人熟悉的作品。樂曲誕生于日戰前最爲慘烈的日子，那是一九叁八年十一月武漢淪陷後的事，著名詩人光未然（原名張光年）帶著抗敵演劇叁隊撤退，經過黃河，引發了詩人的創作靈感。翌年一月抵達延安，醞釀已久的詩情便爆發，寫成黃河詩章，在農曆大除夕作了朗誦演出，當時于延安魯迅藝術學院任音樂系主任的冼星海深被光未然的朗誦感動，在一個小窯洞內，抱病連續寫了六天；同年叁月叁十一日完成，四月十叁日由邬析零指揮抗敵叁隊于陝北大禮堂公首演，五月十一日再由冼星海指揮魯迅演出隊演出。 　　今日已貴爲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的的著名作曲家李煥之，回憶當年在延安演出《黃河大合唱》，有這樣一段很生動的描述：“在物質條件極缺乏的邊區，要組成一個完備的樂隊是談不上的，當時有什麽樂器都盡可能地用上，除了叁、四把小提琴外，就是二胡、叁弦、笛子、六弦琴和打擊樂器。沒有譜架，就用木板搭起當譜架。沒有低音樂器，就自己動手制作。你看那樂隊的右角，立著一具新的“武器”，那是用汽油鐵桶改造的低音胡琴，它發出了雄渾且帶有金屬共鳴的聲音，歌唱黃河的宏偉氣概；你再看在這具新式“武器”的側面，又是一具新型“武器”，它是一個大號的搪瓷缸子，裏面擺了十幾二十把吃飯用的勺子。當“黃河船夫曲”的朗誦“那麽你聽吧六玄琴是什麽樂器的別稱！”一完，指揮者的手臂一揮，這具新式打擊樂器就發出“嘩啦嘩啦”之聲，與管弦、鑼鼓齊鳴，配合著合唱隊的“咳喲，劃喲！……”，烘托出萬馬奔騰之勢。　　《黃河大合唱》是一部史詩性大型聲樂套曲，共分八個樂章。由光未然作詞，冼海星作曲。作品表現了在抗日戰爭年代裏，中國人民的苦難與頑強鬥爭，也表現了我們民族的偉大精神和不可戰勝的力量。它以我們民族的發源地――黃河爲背景，展示了黃河岸邊曾經發生過的事情，以啓迪人民來保衛黃河、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作品氣勢宏偉磅礴，音調清新、樸實優美，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強烈反映了時代精神。它在我國近代音樂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對後來的大合唱及其他體裁的音樂創作都産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黃河大合唱》當年首演共分八段，但不知何故采用叁弦伴奏，人聲朗誦的第叁段《黃河之水天上來》，卻往往被略去不演。據說是因爲戰時難找能勝任該段朗誦的演員，便略去不演，久而久之卻成爲慣例。從創作技術來說，冼星海運用了西方的“康塔塔”形式和合唱和聲寫作技巧來創作《黃河》；從題材上來說，則將現實和人民的生活，作了藝術性的加工塑造，這使《黃河大合唱》成爲一首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和時代感的藝術品。九十年代的今日，跟半個世紀前《黃河》誕生的時代、生活背景雖已完全不同，但此作品對中華民族所起的精神激勵卻仍然存在，每次唱之聽之，仍令人激動，其因在此。　　或許在今日重溫一下冼星海于一九四叁年至四五年間，在蘇聯所寫的“創作劄記”中關于創作《黃河大合唱》的經過，對欣賞這部作品會有更深刻的體會：　　“這首大合唱在一九叁九年叁月二十六日寫，叁月叁十一日完成，寫于陝北抗日根據地的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時際演劇第叁隊來延，光未然同志把黃河歌詞寫好後即交我去譜，寫成後由第叁隊邬析零指揮，四月十叁日第一次在延安陝北公學大禮堂演出，其後魯藝周年紀念晚會在五月十一日和十二日舉行了兩次表演，均得延安各界的好評。 　　以後延安遇到有大的晚會，如歡迎周副主席、朱總司令、鄧寶珊將軍、茅盾、沈志遠和蒙古代表及國民政府的調查團、慰勞隊、西北攝影團等，都是以《黃河大合唱》爲中心。這曲是在魯迅藝術學院一個小窯洞（魯藝舊址）裏寫成的，爲著第叁隊要離延，我就以五、六天的時間連總譜和合唱寫成了。因爲各地不論前線和後方都歡迎這個大合唱，所以我老早就有意思把它寫成五線譜，用交響樂隊伴奏合唱，比較簡譜所寫的更好些，但因爲忙于教務和創作，一時未能執筆。但一九四一年春，我很順利地把它完成了。這種配器法是歐美和各國都可采用，比較以前的簡譜更國際化，但同時這個作品是民族形式和具有進步的技巧。　　這大合唱在延安演出時曾屢次由我指揮，合唱隊由一百起增加到五百，樂隊二十余人，多用中國樂器。大禮堂幾乎容納不下，聲音遠遠可以聽到。　　還在延安的時候，人們就告訴我，重慶和國內各報都有說及《黃河大合唱》是抗戰期中新音樂的創舉。當我一九四○年夏天在西安辦事處時，蕭叁告訴我，他的老婆在莫斯科看到了英文報報導我和《黃河大合唱》；蘇聯名記者和攝影師卡爾門先後在“國際文學”和一九四○年莫斯科出版的“旗幟”寫了一篇文章，名《在中國的一年》，其中也有關于我和《黃河大合唱》的評論。我當然不會因爲這樣就滿足。尤其是有一天，吳玉章同志當全體魯藝術學生教員集合時，說及我的努力和《黃河大合唱》得到國際上的嘉許，我聽了之後，自問漸愧，因爲我曆年所想創作的作品，一方面要多産，一方面又要精練，一個《黃河大合唱》的成功在我不算什麽，我還要加倍努力，把自己的精力、自己的心血貢獻給偉大的中華民族。我漸愧的是自己寫得還不夠好，還不夠民衆所要求的量！　　因此我又寫了第一交響曲《民族解放》和其他作品，但我還要寫，要到我最後的呼吸爲止。我不曾忘記丹第八十叁歲臨死前還對我們說，他想寫作，仍想完成他關于理查特・瓦格納的文章！羅曼・羅蘭七十叁歲的時候仍想學習俄文，因爲他發現俄國文學的寶藏。貝多芬臨死時說：‘我不過寫了幾個音符……’我是什麽東西呢？比較他們差得多了，還不更努力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