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化被商业大潮侵蚀，民族音乐不及西洋音乐，文艺电影不敌商业电影，电影《百鸟朝凤》上映以来，与现实形成了巧妙的对照与互文。

　　种种争论声中，唢呐这一民族乐器也重归大众视野。就像影片显示的，从1980年代初极被推崇，到1990年代中期几乎无人问津，唢呐是怎么没落的？

　　唢呐演奏家刘英被作曲家朱践耳誉为“中国现代唢呐第一人”，他也是《百鸟朝凤》最具代表性的演奏家之一。

　　对《百鸟朝凤》上映的始末，以及方励的下跪，刘英身为业内人士，既感动，又痛心，“对传统文化，我们这一代人是有感情的，但年轻人很多不知道。现在充斥在我们周围的都是外来文化，娱乐和快餐文化当道，我们还有没有自己的东西？”什么是《百鸟朝凤》？唢呐独奏《百鸟朝凤》是中国民族器乐十大名曲之一。它以热闹欢快的曲调，描摹了百鸟和鸣之声，歌颂的是大自然的美景，充分发挥了唢呐擅模仿的特长。

　　1953年，北京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上，来自山东的任同祥以一曲《百鸟朝凤》惊艳业界。

　　同年，任同祥代表中国赴罗马尼亚参加“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民间器乐比赛中以精湛技艺上演《百鸟朝凤》，获得银奖。据说，在场观众与评委都忘了“不准鼓掌”的规定，情不自禁鼓起掌来。

　　任同祥很快便从山东民间鼓乐班的乐手，晋升为上海歌剧院演奏员，兼上海音乐学院唢呐教师，结束了二十余年鼓乐班的流浪生活。

　　刘英7岁学唢呐。1978年，他从安徽考入上音附中，便是跟着任同祥求学。

　　刘英说，《百鸟朝凤》原是流行于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的民间乐曲，原名“十样景”。

　　除了鸟鸣，此曲原来还模仿过猪、马、羊、鸡、鸭等家畜的鸣叫，更接地气，农民也更听得懂。因为鸡鸭的叫声不登大雅之堂，曲子里渐渐删掉了家畜，引入了更多的鸟鸣。熟悉此曲的人，可听出布谷鸟、画眉、鹦鹉、燕子、知了的叫声。

　　唢呐在中国派别众多，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安徽等地各有派别，《百鸟朝凤》同样有很多个版本，而任同祥编曲的这版，是国内公认最好、传播率最高的一个。

　　身为任同祥的学生，刘英也是当代演奏《百鸟朝凤》的代表性人物之一。2013年，他在台湾竹堑国乐节演了一曲《百鸟朝凤》，成就了一个标杆式的经典版本，后来者竞相模仿。

　　《百鸟朝凤》是唢呐曲目里，技巧最全面的一首。随着时代发展，它本身也在不断自我丰富。有一次到国外演出，刘英学会了企鹅的叫法，也把它加了进去。

　　但在电影《百鸟朝凤》里，这首从一开始便被层层铺垫的“神曲”，并没有让多少人感到惊艳。唢呐高超的技巧和水准，在片中亦没有得到应有的呈现。

　　上海民族乐团青年唢呐演奏家胡晨韵前两天去看了电影。他说，电影中的《百鸟朝凤》，和舞台上的《百鸟朝凤》，完全是两回事。

　　胡晨韵曾先后受教于任同祥、刘英，《百鸟朝凤》也是他最常演的曲目，“电影里的《百鸟朝凤》采用了民间婚丧嫁娶非常传统的一些素材，但它的旋律和舞台上的《百鸟朝凤》，不是一回事。”

　　在电影里，《百鸟朝凤》只有德高望重的逝者才配享用，曲调更为沉郁，而舞台上的《百鸟朝凤》，藏不住的是欢悦的情绪。胡晨韵认为，电影是因为情节设置的需要，才进行了必要的艺术加工。

　　《百鸟朝凤》剧照，唢呐吹歌班遭流氓挑衅

　　从极盛到没落

　　唢呐并不是中国首创的民族乐器。公元3世纪，唢呐由波斯、阿拉伯一带传入中国，再从新疆传到内地。

　　在笛子、管子、笙、埙、箫、葫芦丝等一众民族吹管乐器中，唢呐是最难学的一门，没有五到十年的童子功，很难吹出像样的曲子。而要从“匠人”晋升为“大家”，演奏者还要广收民间音乐与地方戏曲之长。

　　明朝时期，唢呐极度兴盛，清朝遇低谷，解放初期至1960年代，唢呐又开始抬头，诞生了一大批佳作。

　　在当时，无论是长城内外，还是边疆沿海，民间的婚丧嫁娶、节日庙会、迎神祭祀，总少不了唢呐的身影。在河北吹歌会、山东鼓吹乐、潮州锣鼓乐、广东音乐，以及各类戏曲音乐里，唢呐也常担主奏乐器之责。

　　一般，一个吹歌班的规模是十至十五人，除了唢呐，还有笛子、管子、笙、打击等民乐器。

　　刘英的祖辈就在安徽民间做过吹歌班。他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唢呐最鼎盛的时期。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受流行音乐冲击，民间婚丧嫁娶渐渐不太请吹歌班子了，“年轻人喜欢赶时髦，就弄一些流行音乐，放录音啦，弄一些舞蹈队，请一些模特助兴。”

　　挣钱少，又辛苦，唢呐乐手们纷纷改行。

　　作为农业文明和乡土文化的产物，唢呐历来服务的是农业社会的传统礼教。随着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进驶，西方文化涌入，不再有用、不再被需要的唢呐，免不了没落。

　　对此，常年下乡采风的刘英有最深切的体会。

　　“现在农村里的吹歌班子都由一些上了年纪的老艺人撑着，年轻人根本没有从事这个行业的意识。”刘英慨叹后继乏人，“年轻人学了也没用啊。他们也要到城里谋生活，挣钱养家糊口。”

　　除了时代发展的影响，唢呐的传承方式本身也有限制，埋下了失传的隐患。

　　在民间，一代代艺人都是靠手把手的口传心授，将唢呐这一“口技绝活”传承到了今天。唢呐就是祖辈世代相传下来的信物和见证。

　　《百鸟朝凤》剧照，焦三爷带着徒弟吹《百鸟朝凤》

　　关于这一点，电影《百鸟朝凤》也有过印证。焦三爷就曾明确表示，一代徒弟里他只传一个，最终，他送走了更有天赋但心性不定的蓝玉，留下了淳朴忠厚的游天鸣做接班人。对那些世传的唢呐，他也极为宝贝。

　　和电影里的焦家班、游家班一样，过去的吹歌班都是由某个姓氏的班主带头讨生活，有些绝技只传内不传外，只能师傅传给徒弟，父亲传给儿子。

　　“过去的门户之见比较深，有些人很怕把技术教给别人，自己就没饭吃了。”采风时，刘英也会碰到只字不提的民间艺人，“他们的观念非常保守，非常陈旧。你请他吃饭、喝酒，都不会给你透露半个字。”

　　现在不一样了。“有些老艺人想教，想把绝活传下去，但找不到合适的年轻人来学。”老艺人们老到掉牙，已经吹不动唢呐，因为所受教育不多，他们只能把知识记在脑子里，不会笔录，更不会录音保存。

　　他们一走，也就把那些看不见的口腔绝活带走了，“我们只是听当地人讲他怎么吹，只能学一点皮毛。”

　　这种没落，也体现在民乐团的消失上。

　　刘英记得，1980年代的上海有过十个民乐团，诸如上海民族乐团、上海电影乐团、上海文广民族乐团、上海歌剧院民乐队，乐团改革合并后，人们现今最常听到的，只有上海民族乐团。

　　从附中、本科到研究生，上海音乐学院均设有唢呐专业。招生时，学校也会遇到大年或小年，但每届本科总能招两三个学生，每届研究生也能有一到两个。

　　民乐团越来越少，民乐系学生的就业也成了问题。

　　“学生到少年宫当音乐老师都是很奢侈的单位，很多研究生毕业找不到工作，找到民乐团就说编制已经满了。”这不单单是唢呐这个专业面临的问题，“整个民乐都是这样。”

　　刘英观察，自“新民乐”盛行以来，有些民乐团对演员的形象也提出了要求。譬如，男演员身高要达170厘米，长相也要上镜。虽然不对外公开标准，但在内部招收时，外貌条件确实是一道无形的关卡。

　　2015年，胡晨韵在上交音乐厅开唢呐专场音乐会，开场曲就是《百鸟朝凤》。

　　从民间走向舞台

　　不少人将电影《百鸟朝凤》视为民族民间音乐、民俗文化的一首挽歌。

　　相较老师刘英的痛惜，胡晨韵面对唢呐在当代的传承问题，没那么伤感，反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希望。

　　上海民族乐团现有一支8人的唢呐编制，胡晨韵1999年从上音毕业后便进了民乐团。

　　“事务的兴衰有其客观规律。这不是唢呐演奏者能决定的，而是社会变革决定的。”

　　唢呐在民间的没落，在胡晨韵看来是听众的耳朵和需求产生了变化，“以前唢呐吹奏的曲目，大都和民间戏曲有关。唢呐吹的就是当地戏曲，人们对此也最有共鸣。那时农村也没有电视广播网络，戏曲对他们来说就是流行音乐。”

　　因为地方戏曲不一样，唢呐在不同省份才衍生了不同风格的曲目，产生了不同派别。

　　“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人们打开了视野，可以听到更丰富的音乐，回过来再听唢呐，就会觉得它有局限性。”这也给演奏者提出了要求，“我们要变化，要去尝试新东西。”

　　胡晨韵直言，或许对民间的吹打艺人来说，唢呐艺术没落了，但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唢呐演奏者们改在舞台演出，观众也改在剧场里听唢呐。唢呐从民间地方走向专业舞台，在他看来，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民乐没有多少老本可以吃，这些年，唢呐的曲目量也有了极大丰富。

　　在团里的前十二年，不管是胡晨韵本人在国内外演出，还是民乐团的节目单上，《百鸟朝凤》都是演出量最高的曲目。

　　近些年，《百鸟朝凤》演的渐渐少了，民乐团委约创作的唢呐新曲越来越多。这些新曲大都采用西方十二音体系创作，专业性和可听性更强，唢呐以独奏或协奏曲登台的机会更多了。

　　胡晨韵也和不少国际级的交响乐团合演过唢呐。他们这一代年轻人也在追求不同，想着尽量把唢呐变得好听，而不只是模仿。

　　“任老师把唢呐从民间带到了舞台，刘老师是学院派，又把这个专业往更加专业化、国际化的轨道提升。我们则是在现当代舞台，甚至世界的舞台，继续着这种提升和发展。”他说，“有些传统看似在消亡，但或许它在变革，换了一种新面貌在与时俱进。”

　　（实习生清涵、高阳对本文也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