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國，連接亞洲中國樂器vs外國樂器、非洲和歐洲的古代路上商業貿易路線。狹義的絲綢之路一般指陸上絲綢之路。廣義上講又分爲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

　　人們通常所指的絲綢之路是穿越中亞、翻過帕米爾高原、抵達西亞的線路。若再往北走，則是北路，往南走是南海路。公元前139年，張骞首次從長安出使西域，到達樓蘭、龜茲、于阗等地，其副手更遠至安息國,身毒國等。絲綢之路不僅是中國聯系東西方的“國道”，也是整個古代中外經濟及文化交流的國際通道。

　　2014年6月22日中、哈、吉叁國聯合申報的陸上絲綢之路的東段“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成功申報爲世界文化遺産，成爲首例跨國合作而成功申遺的項目。

　　絲綢之路通常是指歐亞北部的商路，與南方的茶馬古道形成對比，西漢時張骞和東漢時班超出使西域開辟的以長安(今西安)、洛陽爲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並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這條道路也被稱爲“陸路絲綢之路”，以區別日後另外兩條冠以“絲綢之路”名稱的交通路線。因爲由這條路西運的貨物中以絲綢制品的影響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兩漢時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叁條路線。

　　廣義的絲綢之路指從上古開始陸續形成的，遍及歐亞大陸甚至包括北非和東非在內的長途商業貿易和文化交流線路的總稱。除了上述的路線之外，還包括約于前5世紀形成的草原絲綢之路、中古初年形成，在宋代發揮巨大作用的海路絲綢之路和與西北絲綢之路同時出現，在宋初取代西北絲綢之路成爲路上交流通道的南方絲綢之路。

雖然絲綢之路是沿線各國共同促進經貿發展的産物，但很多人認爲，中國的張骞兩次通西域，開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紀元。並成功將東西方之間最後的珠簾掀開。從此，這條路線被作爲“國道”踩了出來，各國使者、商人、傳教士等沿著張骞開通的道路，來往絡繹不絕。

上至王公貴族，下至乞丐獄犯，都在這條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這條東西通路，將中原、西域與阿拉伯、波斯灣緊密聯系在一起。經過幾個世紀的不斷努力，絲綢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廣義上絲路的東段已經到達了朝鮮、日本，西段至法國。通過海路還可達意大利、埃及，成爲亞洲和歐洲、非洲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友誼之路。

　　路線：

　　洛陽（長安），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區，西亞，地中海, 羅馬各國.

　　絲綢之路與中西貿易 絲綢之路是一條橫貫亞歐的商業要道，也是一條東西各國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大路，而以溝通當時國際貿易最爲突出。《後漢書・西域傳》說：“馳命走驿，不絕于時月；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反映出使者往來不斷，商販不絕于旅的情景。 絲綢之路的商品，以中國絲綢爲主要商品。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養蠶、缫絲、織綢的國家。殷周之世，勞動人民已織出華美的暗花綢和多彩的刺繡。後又發明羅紗和織錦。漢代制造絲綢技術大爲提高，長沙馬王堆漢墓中所保存的精美的絲織品證明了這一點。中國絲綢外銷，大約從戰國時期已經開始。公元前4世紀，希臘人稱中國爲絲國，說明亞洲商人已將絲綢運往歐洲。自西漢至南北朝，中國絲綢大量運往西方。漢代爲了保證經濟上的交流，還采取了政治上的必要措施，遣使、設驿以保持商路暢通。 我國的絲綢在古代的中亞、西亞以至非洲、歐洲都被視爲珍品。漢通西域以後，中亞及西亞各地時行衣著絲綢。安息、塞琉古和托勒密的王侯後妃更是如此。各地廟宇也大量使用絲綢裝飾。羅馬帝國時期的歐洲，中國絲綢用途很廣。在西羅馬的中心羅馬城和東羅馬的中心君士坦丁堡，從皇帝、元老院元老以至權貴之家，都以能穿上中國絲綢爲榮。基督教會的法衣、祭服、挂幕、祭壇裝飾概用絲綢。國家官吏穿著特殊形式的絲袍，世俗富人普遍穿著一般絲袍。

　　公元3世紀的一位羅馬作家說：絲國人制造寶貴的花綢，它的色彩像野花一樣美，它的質料像蛛絲一樣纖細。 中國除出口大量絲綢之外，還輸出鐵器、鎳、貴重金屬、銅器、漆器、杏桃和甘蔗等到中亞、西亞直到羅馬。中國從中亞以西輸入毛織品、玻璃、寶石、瑪瑙、香料和化妝品，特別重要的是從大宛輸入汗血馬、天馬；中亞各國的葡萄、苜蓿、蠶豆、石榴、番紅花、芝麻、胡蘿蔔和黃瓜等植物，都傳到中國。從西域和伊朗傳入中國的，還有箜篌、琵琶、筚篥等樂器及繪畫、雕刻、圖案設計等技藝。安息和羅馬的毛織品、玻璃也源源東來。由大宛西行的通商使者每年達十余次，他們去粟特、大夏、印度和安息，甚至更向西進。 中國絲綢和各國商品的暢銷以及由此而來的巨額利潤，引起中亞、西亞、北非和南歐地區各國爲控制商路，壟斷貿易而展開長期鬥爭。中亞扼絲綢之路的要沖，中亞地區的主要居間商是粟特人。粟特以馬拉坎達（今撒馬爾罕）爲首府，在中國史籍中亦稱康居。他們一向以經營國際貿易著稱于世，在中轉商業中獲利優厚。但是，粟特國小力弱，還不能控制和壟斷絲綢之路。亞曆山大帝國分裂後，直到大夏、安息獨立前，絲綢之路掌握在塞琉古王朝手中。這筆壟斷收益，在塞琉古的財政上、經濟上都占重要地位。安息獨立後，控制了中亞和西亞，壟斷了絲綢之路的中轉貿易。此時，塞琉古局促一隅，失去國際貿易霸權。安息從過境貿易和出口貿易中獲利豐厚，據《後漢書・西域傳》記載，獲利達十倍之多。安息滅亡後，薩珊朝波斯控制了絲綢之路的國際貿易，不准粟特商人轉運絲綢過境，阻止羅馬商人販賣絲綢，企圖獨占專利，但是，東方商品仍然流向羅馬。羅馬人每年從印度、中國和西亞等地輸入大宗貨物。這些商品在羅馬出售的價格比它在印度的價格貴100倍。絲價竟值重量相等的黃金。這說明當時國際貿易的商人可從中獲得暴利。 絲綢之路與中外友好 絲綢之路開通之後，中國與中亞、西亞和南歐各地各民族友好往來綿亘不絕，日益密切。

　　公元前2世紀，張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38年至公元前126年），訪問過大宛、康居、大月氏，回國後向漢武帝報告了西域各國的情況。公元前121年、前119年，霍去病、衛青兩次大敗匈奴，控制了河西走廊，迫使匈奴遠走漠北。此時，張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19年至公元前115年），率300人使團到烏孫，又從烏孫分派副使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等國訪問。漢使到安息，安息國王派大將率2萬騎兵到東部邊境迎接。漢使回國時，安息還贈送大鳥卵（鴕鳥卵）、黎軒眩人（羅馬雜技藝人）給漢武帝。其他國家也都派遣使節往來而相互交流；中外友好關系隨著使節、商旅和人民往來而肇始展開。 公元前1世紀末，大月氏人把印度佛教經絲綢之路傳入中國。據記載，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魏略・西戎傳》）。漢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安息王遣使來中國獻獅子、符拔（《後漢書・西域傳》）。漢和帝永元十叁年（公元101年），安息王滿屈派使臣來中國，贈送獅子和條支大鳥（安息雀）。公元148年，安息高僧安清（字世高）來中國傳布佛教。公元148年至171年，他在洛陽翻譯佛經，先後譯出佛經35部41卷。他不但對佛教文化的傳播，而且對我國翻譯文學的發展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後使節和民間來往更加密切。從南北朝到唐代，伊朗的祆教、摩尼教、基督教（景教）也先後傳入中國。

　　公元105年，蔡倫改進造紙術，大約四五十年之後，粟特商人即將中國制造的褴褛紙運往中亞。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西域蒙奇（馬其頓）、兜勒（色雷斯）遣使內附”（《後漢書・和帝紀》），是有史記載的中國與歐洲直接交往之始。東漢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羅馬皇帝遣使來中國獻象牙等禮品，叁國時代孫權黃武五年（公元226年）羅馬商人入建業見孫權等活動均載于史冊。這些更直接增進了中國與歐洲各國之間的相互了解和經濟文化交流。 但是也産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

　　1、絲綢之路的開辟，使我國與西方國家有了一條路上的通道，這條通道承載了幾乎所有的貿易與交流。但是，作爲一個有著漫漫海岸線的大國來說，僅僅依靠路上交通似乎意味著這個東方古國必將在19世紀的大航海時代受到欺淩。因爲絲綢之路的存在，我國與外國的交流主要以路上交通爲主，主要的交流國家也限于中東的波斯、和我們的鄰國印度等等。舶來文化的單一性也影響到後來我國的閉關自守。中世紀的歐洲，西班牙，英國，都積極發展海軍，而我國，卻因爲自大，自守，對海上交通的發展不夠重視。雖然有鄭和下西洋的曆史，卻僅僅停留在禮儀邦交的形式上，沒有爲真正的文化、積極交流作出太大的貢獻。

　　2、間接促成了羅馬帝國的崩潰，遊牧民族的崛起，具體原因無非是羅馬帝國大量黃金的外流，經濟的崩潰直接引發政治、軍事的墮落，最後羅馬帝國的虛架子終于崩潰于遊牧民族的沖擊。但是這種崩潰反過來也讓絲綢之路的中轉國家波斯加速了穆斯林化。中國一昧地輸出絲綢和其他奢侈品，只能使得在外貿中大量逆差的西方國家拼命尋找出海掠奪、增加財富的“良方”，十字軍東征是一種掠奪，後來的航海時代更是赤裸裸的掠奪。 于是出現了所謂海洋規則，這種規則對中國而言是不公平的，它使中國在長達100年之內陷入半殖民地的境地。

　　3、絲綢是絕對的農産品，這對于以農耕經濟爲主的中國封建財政而言無疑是一種暗示：所有的商業活動、外貿活動都是沒有意義的，只有堅持耕織，人民才有飯吃，百姓才能安分，國家才會富足，而絲綢之路的外貿中就會源源不斷給中國帶來無限的財富。因此，中國一直不鼓勵甚至歧視商業活動，士農工商，這樣的排序令商人們永遠沒有地位。從而也固定了中國農業大國的純粹本色，與之俱來的，就是固步自封，自高自大，不願交流，最後在這種自欺欺人的得意中，被西方迎頭趕上，最終挨打受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