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銅樂器是夏商周叁代音樂文化中最具代表性、最重要的曆史遺存太倉樂器店。在洛陽地區發現的青銅樂器如銅鈴、钲、铙、鎛、編甬鍾、編鈕鍾等，幾乎包括了青銅樂器所有的種類，構成了一個基本完整的青銅樂器的系統。不僅體現了洛陽先秦叁代青銅樂器發展的脈絡和重大成就，顯示了洛陽地區在中國古代音樂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爲青銅樂器的研究提供了極有價值的考古資料。

關鍵詞：洛陽 先秦 青銅樂器

青銅的出現是文明時代到來的重要標志。據考古發現，早在河南龍山文化時期，以洛陽爲中心的河洛地區就已率先進入青銅時代，從而孕育了夏商周叁代建立在青銅文明基礎之上的洛陽古代音樂文化，並肇始了中國傳統音樂最早的輝煌。迄今爲止，在洛陽地區發現的青銅樂器有銅鈴、钲、铙、鎛、編甬鍾和編鈕鍾，幾乎包括了青銅樂器所有的種類，構成了一個基本完整的青銅樂器的系統，使我們得以從一個重要的側面，客觀地觀察在長達約2000年的曆史階段中，洛陽先秦叁代青銅樂器的面貌特征及其發展和演變過程。

銅 鈴

銅鈴是中國最早出現的有舌青銅樂器。1981-1986年在洛陽偃師二裏頭夏文化遺址的考察與挖掘中，先後有4只銅鈴出土。出土的銅鈴均爲青銅鑄造，體形較小，器壁較薄，鈴體上窄下寬，橫斷面爲合瓦形鈴體，一側有扉棱，舞面爲平面，上設有橋形鈕。這些銅鈴出土時，鈴體皆被數層織物包裹，鈴舌爲玉質，保存完好，有的尚被置于銅鈴腔內。鈴、舌金玉相配，可見在當時爲極其珍貴的物品。

根據考古資料表明，在二裏頭銅鈴之前的遠古時期，河洛地區已有陶鈴出現，陝縣廟底溝遺址出土的陶鈴爲最早的一例，其鈴體爲手工捏制而成，形制呈圓台形，肩下兩側有一對對稱的斜孔直通體內，頂上有圓鈕。仰韶文化時期鄭州大河村遺址也有一例陶鈴出土，形制爲手制，橢圓形，鈴口較侈，肩上無穿孔。至河南龍山文化中、晚期出現的河南湯陰白營陶鈴和禹縣瓦店陶鈴，手制的鈴體已爲合瓦形。這一時期，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了一例我國迄今考古發現最早的紅銅鑄就的銅鈴，鈴體爲菱形，頂部鑽有一懸舌孔，內壁厚薄不均，體表附有很清晰的紡織物紋痕迹。由此，從形制上可以看出，在夏文化中開始出現的早期青銅樂器，二裏頭銅鈴的合瓦形鈴體繼承了中原地區古樂器陶鈴的橢圓體，作爲中國合瓦形銅鍾形制的先源，它奠定了商周青銅樂器造型的基礎，成爲藝術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成就。

洛陽地區商、周墓葬中多有銅鈴出土。如洛陽五女冢西周早期墓、洛陽林校西周車馬坑、處于西周王畿重地的叁門峽虢國墓地2013號西周晚期墓、洛陽市西工區3943號戰國墓等均有銅鈴出土。叁門峽上村嶺虢國墓地還曾出土春秋早期銅鈴1件，較爲突出的一例是1990年末在叁門峽虢國墓地2010號墓中同時發掘的14件銅鈴，這組西周晚期銅鈴形制相同，大小略有差異，器體斷面呈合瓦形，上細下粗，平舞上有半環形紐，紐下有小穿孔與鈴腔貫通，腔內有槌狀鈴舌。因未經測音，所以尚不能確定是否爲一套編鈴。這個時期洛陽地區出土的銅鈴盡管姿態各異，但鈴體均爲扁筒形，口外侈，頂端有半環狀鈕，腔內有槌狀鈴舌，都仍保持了夏二裏頭銅鈴的基本形制和特點。

銅 铙

作爲中國最早的青銅樂器，夏二裏頭銅鈴爲商、周青銅樂器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中國青銅文化大發展的商代，青銅樂器大爲增多，出現了铙、钲、鼓等不同的種類。其中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當屬商代銅铙的出現。考古資料表明，“商铙”的基本形制似鈴，但有圓柱形空甬與體腔相通，使用時铙口朝上，將空甬植于木架之上，這時的銅铙已是早期青銅鍾類樂器發展成熟時期的産物，其不僅確立了合瓦形的結構，出現了系列性的成組編铙，同時也奠定了青銅樂鍾“一鍾二音”的基礎，成爲專用于音樂，有固定音高，能夠演奏六聲甚至完整七聲音階的具備旋律性表現的青銅類樂器。銅铙爲商代晚期流行的王室重器，是宮廷中地位顯赫的禮儀樂器。商铙多集中出土于殷墟，常以大小叁個爲一組的編铙出現，著名的安陽婦好墓出土的五個一組的編铙即爲年代最早、件數最多、斷代最爲可靠的一例。商代以後，殷墟以外的地區，铙的出現就都較爲罕見。洛陽目前所見的銅铙爲洛陽林校西周早期車馬坑殉葬墓中發現的3件銅铙，形制相同，大小略有差別，應爲一組編铙。铙體爲合瓦形，橫截面爲闊葉狀，兩側自上而下斜收，角微尖，每側傾斜13度，器底正中置一管狀短柄與內腔相通，柄末端有一點加厚的箍，管狀柄內尚存朽木，當爲植奏方式的遺迹。與安陽出土商铙相比，這組銅铙形體略大，器身采用的細凸棱組成的方框紋也已不同于殷墟時期的獸面紋。

钲

與商铙形制最爲接近的是钲，1956年叁門峽上村嶺虢太子元墓出土的一例春秋早期的钲，是現知年代最早的钲，钲體形制爲合瓦形，舞平，腹平，于內曲，圓管柄兩端封閉，上部前後兩面對穿一個圓形孔，整個體表飾以對稱二疊陰線大雲紋。1990年叁門峽上村嶺虢季墓、虢仲墓也各出土春秋早期銅钲一件。根據文獻和考古資料研究成果可知，關于钲的用途多是軍樂器，也用于平時的祭祀宴享。上村嶺虢國墓地的叁例銅钲，出土時同墓共存的均有編懸樂器，因此也可證明這些钲又是屬于軍、樂兩用樂器。上村嶺銅钲之後，時代較晚的銅钲，在南北廣大地區有著各不相同的發展，形成了兩種型式有別、風格各異的體系，但都未脫離虢太子墓銅钲的基本形制。

甬 鍾

洛陽兩周時期青銅樂器的重要變化，是大量甬鍾的出現。如在洛陽西工東周王城遺址周墓中出土西周編甬鍾一套4件。洛陽城東太倉古墓出土戰國骉羌鍾14件，叁門峽虢季墓出土春秋早期編甬鍾一套8件，虢仲墓出土春秋早期編甬鍾一套8件，陝縣後川戰國墓出土編甬鍾一套20件。這些典型的中原青銅樂鍾，源自商铙的迹象在甬鍾合瓦形鍾體上表現得更加充分和明確。比之商铙，甬鍾在形制上更加規範，更加成熟，除各部分布局更加分明之外，作爲樂器，甬鍾出現了重大的突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甬制的變化。這些甬鍾的甬部均爲上細下粗的帶有錐度的圓柱形，並且旋、斡具備，因而使其具有牢固的懸挂演奏的結構。另一個重要的特征是這些鍾體钲部設置了“枚”，這些枚通常對稱排列，每面六組，每組3枚，正反兩面共36枚。由于枚的作用，使甬鍾的音響、音色比無枚的商铙有了較大的改進。第叁個重要的特征是甬鍾在音樂、音響性能的“一種二音”的突出表現。洛陽出土的甬鍾大多爲形制相同、大小相次、8件一組的編甬鍾，比之商編铙，早期編甬鍾叁件一套的組合已擴大了許多，並且非常明確地具備了第二基音。洛陽西工編甬鍾、叁門峽虢季墓、虢仲墓編甬鍾等幾組甬鍾均爲雙音鍾，其中一個音在鼓的中心，另一個音在鼓側。這些甬鍾在鍾體的右鼓部鑄有一鳳鳥紋，爲側鼓音的敲擊點標志，而且這一標志是從第叁鍾開始的。前兩鍾按照這一時期編甬鍾的通例只發單音，所以如洛陽西工出土的4件一組的編甬鍾據此推斷是有失缺的。又如陝縣後川20件一組的編甬鍾，器壁較薄，似爲明器，但經測音資料可知最小的8個鍾均爲雙音鍾。洛陽出土的這些雙音鍾表現出的音程關系。從測音資料中可以看到有小二度、大二度、小叁度、大叁度和純四度幾種，比之商铙已有很大的進步。從調音手法上也深刻地顯示出這種進步。如叁門峽虢國墓地2001號墓出土的虢季編甬鍾8件鍾均經調音，調音部位是鍾口內唇，有的锉磨成溝槽狀，個別锉磨較重。如第3鍾就锉磨出溝槽8條，包括兩銑各一條，正反兩面各3條，調音的位置及其對稱和平衡的設計，已比較規範。其測音資料證明每鍾均可發出兩個基音，這種表現在調音手法上的成熟無疑表現了這一時期的甬鍾在音准上的把握及對音律的探索和追求。另外，這時期洛陽出土的甬鍾的紋樣也發生了變化。如出現竊曲紋、夔紋、雲雷紋、象首紋、蟠螭紋等，尤其叁門峽虢季墓編甬鍾、洛陽雲雷紋甬鍾钲部、鼓部還鑄有銘文，集中表現和具備了這一時期甬鍾的種種特點。

鎛、鈕鍾

除了甬鍾之外，洛陽還出土了鎛和鈕鍾兩類重要的青銅樂器。

鎛鍾早在殷商末期已有出現，洛陽出土的洛陽解放路一組4件編鎛，陝縣後川2040號墓一組9件編鎛均屬戰國時期的鎛鍾。據測音資料看，解放路編鎛音質較好，後川2040號墓編鎛除第九鍾無側鼓音外，其他均爲雙音鍾。兩例編鎛鍾體皆爲合瓦形，鎛口平齊，舞上有雙龍或雙蛇相對組成的扁鈕，钲部有圓形短枚，整個形制近似于鈴。這個時期的鎛鍾已逐步發展成爲一種與編鍾相當的具有旋律性能的樂器，其原有的僅奏骨幹低音的和聲性能也因鎛數的增加和音域的擴展而大大增強。

鈕鍾的出現晚于鎛和甬鍾。1956年陝縣上村嶺虢太子墓出土的一組春秋早期無枚編鈕鍾，是現知年代最早的一例編紐鍾，爲中原類型的代表。這組編鍾鍾體爲合瓦形，平舞，平腹，銑侈，于口微凹，舞上設置有一圓條形的長圓鈕。與甬鍾相比最大的差別即是改變了甬鍾側懸的甬。以鈕代甬，使鍾由側懸改爲直懸，從而可以更加保持鍾的穩定性，提高和改善演奏的音質。由此可以看出鈕鍾不僅繼承了甬鍾的體制，而且吸收了鈴或鎛的鈕制，因而從整體形制上典型地表現出甬鍾的鍾體與鎛和鈴的鈕制相結合的特征。又如叁門峽虢國墓地虢仲墓除出土一套甬鍾以外，同墓還出土了一組春秋早期的編鈕鍾，鍾體爲合瓦形，舞上有方環鈕，鈕較短小，钲部無枚，右側鼓部除第一鍾外均飾鳥紋，钲部及左鼓部則鑄有銘文，銘中載有“虢仲作寶鍾……”等字樣，並自命爲鈴鍾。由此更進一步證實了鈕鍾與甬鍾、鈴之間的淵源關系。

洛陽出土的編鈕鍾大多爲7-9件的組合，如虢太子墓編鈕鍾爲9件，虢仲墓編鈕鍾爲8件，洛陽西工131號同墓出土的兩組編鈕鍾分別爲7件和9件，洛陽解放路戰國墓的18件編鈕鍾分別爲7件有枚編鍾和11件無枚編鍾兩組。處于這一時期的鈕鍾不僅形制逐漸趨于穩定和成熟，而且由于編組序列的豐富和健全，致使樂器的音樂性能更加完善起來。據測音資料可知，虢太子墓、虢仲墓、解放路戰國墓等幾組編鈕鍾的正鼓音、側鼓音均可構成完整的七聲音階，以及七聲以外的變化音，同時已經具備很強的旋律性能。

與鈴一脈相承的鎛鍾與鈕鍾在春秋、戰國時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緣于對音樂審美方面新的追求和編鍾演奏旋律的重視，以及禮樂過制、經濟支出等諸方面的因素，比甬鍾形體較小的鈕鍾和小型的銅鎛廣爲流行，並逐漸取代了甬鍾。

結 語

青銅樂器是夏商周叁代音樂文化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重要的曆史遺存。洛陽地區先秦叁代出土的青銅樂器由于處于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的核心，因而具有更爲重要的意義。

首先，由于洛陽地區特殊的政治背景、曆史地位和河洛文化悠久深厚的積澱，造就了高起點的洛陽古代音樂文化形態，夏商兩代最早的國家、政權、文字、曆法、青銅等劃時代的文明，和兩周時期的“禮樂文化”都使得洛陽古代音樂真正開始形成了一個有代表性的系統。被納入禮樂制度的音樂，獲得了前所未有的主流文化地位，成爲王權制度的展現。洛陽地區出現的大量青銅樂器，不僅作爲統治階級財富和權力的象征，更是先秦叁代禮樂文化精神的直接反映和典型代表，尤其甬鍾、鈕鍾的使用更爲洛陽地區曾經周公制禮作樂、大規模實施禮樂等級制度的真實記載和證明。另一方面，這些在洛陽地區獨特文化背景下産生的青銅樂器，從二裏頭夏文化中的銅鈴，商末周初的銅铙、銅钲，直至西周和春秋時期的甬鍾、鈕鍾、鎛鍾曆經了夏商周叁代長約2000年之久的青銅時代，形成了一個持續時間長，樂器種類多，相對比較完整的青銅樂器系列。而且在音樂史上不僅具有橫向斷代研究的意義，更具有跨越先秦叁代縱向系列研究的價值。這是洛陽地區先秦出土青銅樂器的一大特點和優勢。

第二，洛陽地區古代先進的青銅文明孕育了洛陽先秦時期的青銅樂器。青銅材料的發現和利用，不僅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生産力水平，也爲藝術創造開辟了一個新的天地。從洛陽先秦青銅樂器的發生、演變過程，不僅顯示了從遠古陶鈴到青銅鈴、鍾，樂器材料的變化對音樂發展的重要作用和影響，而且體現出洛陽先秦叁代青銅樂器發展的脈絡和重大成就。在洛陽出土的先秦青銅樂器中，二裏頭夏文化遺址出土的銅鈴爲中國最早的青銅樂器，叁門峽上村嶺虢太子元墓出土的春秋早期銅钲，是現知我國年代最早的一例銅钲。同墓出土的一組春秋早期的無枚編鈕鍾也是現知年代最早的一例編鈕鍾，並爲中原類型的代表。其他出土重要青銅樂器，如大量的編甬鍾、編鈕鍾也都典型地集中了樂器從形制、音量、音色、音律、編組、紋飾、銘文、調音手法等各種特征。尤其在西周時期出現“一鍾二音，叁度音程”的青銅樂鍾，以一種規律性的方式在編鍾的設計和鑄造中反映出對音域、音律、音量、音色的審美追求和音樂觀念。同時也反映了當時青銅冶煉、鑄造與樂器制作、調音設計等方面的專門技術和高度的音樂科技水平。不僅爲古代樂器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標准器例，而且顯示了洛陽地區在中國古代音樂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叁，目前洛陽地區出土的先秦青銅樂器是否可以代表先秦叁代洛陽地區禮樂文化中青銅樂器的基本面貌，這仍然是一個需要繼續探究的問題。以洛陽地區古代青銅冶煉鑄造工藝的領先地位、先進程度和洛陽叁代時期，尤其西周時期所處的禮樂制度的核心地位來衡量，出土的青銅類樂器似應更加充分、更加突出。但目前尚未發現代表兩周王室最高水平的青銅樂器，也未有類似湖北隨縣戰國曾侯乙墓出土的大型編鍾或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晚期墓出土的王孫诰大型編鍾等奴隸主貴族所用的青銅樂器。究其原因，是由于受文物出土情況的局限，還是由于等級制度更多更嚴格的束縛，而未能象其他地區那樣出現僭越、過制現象，尚不得而知。因此，這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將有待于更多的考古依據和曆史文獻，以對洛陽地區先秦青銅樂器及洛陽古代禮樂文化有新的更加深入、更爲全面的了解和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