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是人類曆史上一項偉大發明，它是紅銅和錫、鉛的合金，也是金屬治鑄史上最早的合金青銅器樂器铎。青銅發明後，立刻盛行起來，從此人類曆史也就進入新的階段－青銅時代。

中國使用銅的曆史年代久遠。大約在六、七千年以前我們的祖先就發現並開始使用銅。1973年陝西臨潼姜寨遺址曾出土一件半圓型殘銅片，經鑒定爲黃銅。1975年甘肅東鄉林家馬家窯文化遺址（約公元前3000左右）出土一件青銅刀，這是目前在中國發現的最早的青銅器，是中國進入青銅時代的證明。相對西亞、南亞及北非于距今約6500年前先後進入青銅時代而言，中國青銅時代的到來較晚，但卻不能否認它是獨立起源的，因爲中國存在一個銅器與石器並用時代，年代距今約爲5500~4500年。中國在此基礎上發明青銅合金，與世界青銅器發展模式相同，因而可以排除中國青銅器是由境外傳播而來之說。

“國之大事，在祀及戎”。對于中國先秦中原各國而言，最大的事情莫過于祭祀和對外戰爭。作爲代表當時最先進的金屬治煉、鑄造技術的青銅，也主要用在祭祀禮儀和戰爭上。夏、商、周叁代所發現的青銅器，其功能（用）均爲禮儀用具和武器以及圍繞二者的附屬用具，這一點與世界各國青銅器有區別，形成了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青銅器文化體系。

一般把中國青銅器文化的發展劃分爲叁大階段，即形成期、鼎盛時期和轉變期。形成期是指龍山時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國青銅器時代，時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戰國早期，延續時間約一千六百余年，也就是中國傳統體系的青銅器文化時代；轉變時期指戰國末期－秦漢時期，青銅器已逐步被鐵器取代，不僅數量上大減，而且也由原來禮樂兵器及使用在禮儀祭祀，戰爭活動等等重要場合變成日常用具，其相應的器別種類、構造特征、裝飾藝術也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

中國的青銅文化起源于黃河流域，始于公元前21世紀，止于公元前5世紀，經曆約1600年，大體上與文獻記載的夏，商，西周至春秋時期的時間相當。中國青銅文化分布之廣、範圍之大是舉世罕見的，東到山東，西至甘肅、青海，南及兩廣，北至遼甯、內蒙古都有青銅器出土。河南安陽、鄭州，江西新幹，四川叁星堆，陝西漢中等地商代青銅器多見，陝西周原、沣鎬，河南叁門峽、洛陽等地西周青銅器集中。到春秋、戰國時，山西的晉文化，山東的齊魯文化，湖北、湖南的楚文化，江蘇、浙江的吳越文化，陝西的秦文化，都有大量青銅器，異彩紛呈各具特色。這種遼闊的地域分布是舉世無雙的。青銅器出土數量之大和曆史之悠久，也是獨一無二的，據史書記載自西漢神爵四年(前58年)以來，僅陝西各地出土各種青銅器即達萬件之多，全國範圍內，其數量就更爲可觀了。青銅是銅與錫或鉛的合金，而鉛、錫的含量極少。青銅器的發明是人類進化史上一大奇迹，與紅銅相比，具有許多優越性，它克服了紅銅器具的固有弱點，在物理性能上起到了根本的變化。質地變得堅硬，耐磨性好，韌性高，並有持久的金屬光澤。用青銅制造的刀，要比用紅銅制成的刀鋒利得多，青銅熔液的流動性能比紅銅熔液好，利于灌入各種模子，不像紅銅熔液那樣稠黏，有利于鑄造器型複雜、紋飾繁褥的器物。然而青銅器的鑄造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有一整套科學的冶鑄技術，包括采礦、熔煉、制模、翻範、配料、抛光等。青銅鑄造業的出現，在科技史上具有裏程碑的意義。青銅器可分成生産工具、兵器和生活用具叁大類。生産工具有農業生産工具和手工業生産工具兩類。農業工具主要有耒（lei）、鏟、鋤、鐮、魚鈎等，主要用于起土、除草、收割、修渠等，種類相當齊全。手工業生産工具主要有斧、斤、锛（ben），鑿等，使用廣泛，幾乎應用于建築、車輛、船舶、牙雕、骨雕、木雕、髹漆，制革，紡織等各行各業。生産工具的發展意味著生産效率的提高。青銅兵器常見的有戈、矛、戟、刀、弓、劍、钺（yue）、镞，甲胄等。這些兵器都是車戰所必需的。車戰是古代戰爭的主要形式，車是作戰的基本單位，車上有車兵，車下有步卒，戈、矛、戟、弓、矢都是車戰的主要兵器。戈，用于鈎殺戮擊，是殺傷力很強的武器，也是衡量當時軍事技術發展提高的重要標尺。商代的戈分爲直內戈、曲內戈和有銎戈叁種形式，一般沒有胡。西周多短胡戈，有一至叁穿，以後胡加長穿就逐漸增多，有四穿的，使柄綁紮得更爲牢固。商代的矛形體較大，以後逐漸向細長發展。戟是戈、矛的合體，更爲先進，既能刺殺，又能鈎砍，既具戈的鈎擊作用，又具矛的刺殺作用，是軍事發展的産物。劍是短兵相接用的“匕首”，可手持和佩帶，最早見于周初，到戰國、秦漢普遍盛行。钺，既是兵器，又是刑具。商代青銅钺爲武器中最大者之一。钺有二個穿孔，供紮結用，安長柄後手持砸擊對方。钺上紋飾爲若幹夔紋組成的饕餮紋，很精美。商代中期已出現鐵刃銅钺，據科學分析，此鐵刃系隕鐵鍛制而成，說明商代就把隕鐵用于制作兵器了。至于青銅生活用具就更多了，到西周演變成體現當時社會等級的“禮器”。周公“擊禮作樂”以後，規定了一整套等級森嚴的禮儀制度，這種制度滲透到當時社會各個角落，人人都必須遵守，本來日用的青銅食器、水器、樂器等，此時又成了“禮器”，用于祭祀天地先祖。例如鼎、簋由本來的食器演變成了奴隸主權力的象征。青銅禮器有炊器、水器、酒器和樂器等，器型有鼎、簋、鬲、簠（fu）、盨（xu）、敦（dui）、豆、匕、爵、角、觚（gu）、觥（gong）、尊、卣、盉（he）、勺、罍（lei）、壺、盤、匜（yi）、鑒、缶、盂等。許多青銅器都模仿各種動物進行造型，栩栩如生，生動有趣。陝西曆史博物館珍藏的牛尊、它盤，周原博物館的折觥，寶雞青銅館的叁足鳥、象尊，國家博物館的鹗（xiao）尊，以及流落在美國華盛頓斯密斯博物院弗利爾博物館的觥，日本東京白鶴美術館的鳥卣等等，都形象逼真。青銅樂器有铙（nao）、鍾、镈（bo）、铎、句耀（gou diao）、錞（chun）于、鈴、鼓等。天子可用鍾四組，諸侯叁組，卿大夫兩組，士一組。鍾是由钲（zheng）發展而來的，有編鍾、甬鍾、鈕鍾、特鍾之分，其大小依次遞減，具有不同的音律。 青銅花紋多在器蓋、頸、腹、圈足等部位，一般可分幾何形、動物形和人事活動叁大類。幾何紋主要有弦紋、乳釘紋、雲雷紋、重環紋、叁角紋等。動物紋有饕餮（tao tie）紋、夔（kui）紋、龍紋、蟠虺（pan hui）紋、鳳鳥紋、象紋、魚紋、龜紋、蟬紋、蠶紋等。人物紋飾主要有宴樂紋、狩獵紋、武射和戰爭場面等。隨著時代的推移，青銅花紋的藝術風格也有演變。商代早期的銅器除素面外，已鑄造饕餮紋、夔紋等。到商代中期(即從武丁到祖甲)饕餮紋、夔紋、鳥紋、龍紋、圓滑紋、聯珠紋、乳釘紋等，成了流行紋飾。同時新出現了用雲雷紋襯地的複雜花紋，其風格圓渾、凝重，富有神秘感。商代晚期的青銅紋飾更爲繁褥細膩，饕餮紋變化多端，形狀各異，往往配以浮雕的龍、虎、羊首、蛇首、牛首等動物形象，顯得格外精美，富有想像力。從每幅圖案花紋的總體看，似虎，似牛，又似兕（si）。從局部看，有的似龍，有的似鳥。這種整體中包含局部，各局部又諧和地統一于整體之中，動中有靜，對後世的影響很大。另外，夔紋、蟬紋、蠶紋、渦紋、小鳥紋、瓦棱紋和乳釘紋等，一般都用雲雷紋襯地，層次多，線條細，典雅富麗。西周青銅器花紋分爲叁期。早期(從武王到昭王)饕餮紋仍占主要地位，但花紋種類增加廠。新出現了成條的長鳥紋和單個大鳥紋，在有的器物上全身施花紋，構圖複雜，紋理細膩。中期(從穆王到夷王)新出現了竊曲紋、瓦紋、重環紋、環帶紋和雙頭獸紋等，早期常見的蟬紋、蠶紋、象紋絕迹，饕餮紋成了附飾，鳥紋的身子與尾巴逐漸分離。晚期(從厲王到幽王)，以環帶紋、重環紋和瓦紋爲主，配以弦紋、蟠龍紋、雙頭獸紋和竊曲紋等，花紋風格流暢、渾樸。到春秋戰國，青銅器花紋的藝術風格又有所變化。春秋早期花紋粗疏簡陋，戰國則精巧細膩、繁褥纖細。以往的宗教神秘色彩淡薄了，而具有動態的和靈巧的動物形象增多了，並新出現了宴樂、射箭、狩獵、戰鬥等圖案。如四川博物館藏的水陸攻戰壺，陝西鳳翔博物館藏的宴樂狩獵紋壺等，畫面豐滿，人物生動，富有生活氣息。裝飾在青銅器上各種各樣的紋飾，對研究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等都有極高的價值。如周原博物館珍藏的刖刑奴隸守門鼎。口下飾竊曲紋，四棱各鑄一條顧首卷尾的爬龍，方座後面和兩側均有方格窗，座前有雙扇門，可以啓閉。門栓爲一砍腿的刖刑奴隸。四座足外伸呈曲尺狀，上鑄鈎喙怪獸。它是西周房屋建築科技和當時刑法的再現，非常有價值。青銅器具上鑄刻的文字，稱銘文或金文。這種文字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史料價值、文字學價值和書法藝術價值上。金文是研究商周曆史文化的第—手資料，皆是真實事件的實錄。郭沫若說：“這些古物正是目前研究中國古代史的絕好資料，特別是那銘文所記錄的是當時社會的史實。這兒沒有經過後人的篡改，也還沒有什麽牽強附會的疏注的麻煩。我們可以短刀直入地便看定一個社會的真實相，而且還可藉以判明以前的舊史料一多半都是虛僞。我們讓這些青銅器說出它們所創生的時代。”（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280頁）郭沫若第一個利用金文，以辯證唯物主義史觀對商周的生産方式、階級關系、社會制度等問題作了科學的研究，取得了輝煌成果。他依據銘文所記的奴隸可以買賣、賞賜等事實，得出了商周是奴隸社會的結論。西周時的金文急劇增多，內容更爲豐富。武王滅商時的利簋，32字，記載武王伐商的年代；西周初期的大豐簋鑄銘76字；成王時期的何尊銘文達122字，記載了成王營建東者口洛邑的事。恭王時期的曶（hu）鼎有銘410字，記載了五個奴隸相當于—匹馬加一束絲，或等于百锊的價格；同時期的牆盤銘文284字，前段記載了文、武、成、康、昭、穆、恭等7位周天子的功績，後段記載了徵氏家族七代世系經曆。同時期的衛盉、朕匜等岐山董家出土的37件重器，其中30件有銘文。衛盉銘文132字，記載了交換土地、刑罰和訴訟。朕匜腹底和蓋裏有銘文157字，記載曶的下屬牧牛違背誓言，被鞭打1000下。經過寬赦，改爲500下，罰銅300锾（合漢代125斤）。這是我國最早的法律文書。字體優美，亦是書法傑作。宣王時期的多友鼎287字，記載了“宣王中興”時期征伐嚴狁的詳細情況。同時期的毛公鼎銘文長達497字，所記材料勝似一篇《尚書》。又如最近在陝西寶雞眉縣楊家村出土的27件青銅器，每件都有長篇銘文，總字數3000多字，是曆年來出土西周窖藏青銅器銘文最多的一次。其中來盤銘文有372字，僅次于毛公鼎。宣王四十二年來鼎銘文280字，四十叁年來鼎銘文310字，這些長篇銘文記載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孝王、厲王等12王的事迹，而盤銘中把孝王寫作考王，厲王稱爲刺王，這當是在西周時期的真實稱謂。同時四十二年和四十叁年來鼎銘文，證實《史記·周本紀》宣王在位年數四十六年是正確的。銘文的書體，在商代與殷墟甲骨文相似。西周，扣晚期，特別是孝王、夷王以後的銘文，字體變得長方，筆道均勻，結構和諧、精到，章法布局嚴謹規整。到春秋戰國時期，則向多樣化發展，並將銘文安排在器物的顯著部位。文體多用韻文，慣用瘦長體，筆道纖細。在吳越還出現了鳥蟲書，書寫自由，可以隨意增筆減畫。秦國文字沿襲了西周的金文書體，經過改造，逐步發展爲小篆。秦北私府橢量(方升)，上有秦始皇诏書40字：“廿六年，皇帝盡並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诏丞相狀、绾：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現藏陝西曆史博物館。該诏文系後補刻，已是標准的小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