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繡像荔枝記陳三歌》清乾隆己亥年(1779)，現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

　　《新傳桃花過渡歌》清道光丙戌年(1826)封面及正文，現藏于臺灣地區某圖書館。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兩岸稀有古本歌仔冊整理研究暨數據庫建設”負責人、福建師范大學閩臺區域研究中心教授

　　清代以來，閩臺乃至東南亞的閩南族群中流行一種用閩南方言說唱的俗曲唱本，有詞無譜，多數為七字句，每首長短不一，人們習慣稱之“歌仔”或“歌仔冊”。這一類俗文學作品雖深受當時底層民眾的喜愛，但在主流社會中一直未占有一席之地。顧頡剛和向達是較早關注閩南語歌仔冊(以下簡稱“歌仔冊”)的現代學者。然而，由于各種歷史因素，存世的歌仔冊以民國時期為主，清代部分甚少。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清乾隆己亥年(1779)《繡像荔枝記陳三歌》是迄今發現最早的歌仔冊，另外就是中國臺灣地區圖書館和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收藏的清道光丙戌年(1826)以后的一批約50種文獻。可以說，在當前國家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和加強“非遺”傳承的大背景下，發掘、整理、保護與研究歌仔冊，無疑是一項極具深遠意義的學術研究基礎工程。

　　彰顯獨特家國倫理情懷

　　曾經偏于東南一隅的多數閩南底層民眾雖進不了私塾，卻有自己的獨特方式接受中華傳統文化教育。其中，“吟唱”歌仔冊是最便捷的途徑之一，即透過對民眾的識字啟蒙和倫理教化，形成一套“在地化”的中華傳統文化的認知系統和行為準則，彰顯獨特的家國倫理情懷。

　　歌仔冊來自民間，面對底層民眾的知識需求，承擔著識字和習字的啟蒙作用。以當時中國各地私塾用以作描紅字帖的兩首詩為例。一首是“上大人”詩，其文本：“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該詩的歷史可追溯至20世紀新發現的晚唐敦煌文獻，它作為蒙學讀物，筆畫簡易，蘊含著漢字的基本筆法與結構，唐宋以來一直是私塾先生用以描紅、仿書的不二選擇。經民間藝人改編，清代歌仔冊有《新刻上大人歌》和《上大人附花會》。另一首是無題名的五言詩：“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克己由乎禮，存心本以人。”該詩前四句在清代前期就流行開來，從天理教的造反口訣再到俗曲唱本《白雪遺音》的“八角鼓”等均有其蹤影，改編后的歌仔冊有《位正花會歌》。

　　當然，歌仔冊不止在于教人識字，更為重要的功能是人文啟蒙與倫理教化。《新刻上大人歌》將“上大人”的文本拆散，以藏頭詩形式分別鏈接一個中國古代的文化典故，即所謂“編出新歌唱出來，廿五故事照頭排”。其采擷文化典故跨越整個中華文明史，從西周起，涉及春秋戰國、秦、西漢、東漢、三國、西晉、隋、唐、五代十國、北宋、南宋、明等各個朝代。對這一系列文化典故的鉤沉索隱，便可打開閩南庶民對“文化中國”的想象圖景。而《位正花會歌》中的“位列”詩，其核心思想可追溯至中國文化寶典、儒家推崇的群經之首——《周易》。民間藝人透過拆字編歌的游戲活動，參與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播與再造，在豐盈充沛的文化層面上發揮自己獨有的力道。

　　閩南民間藝人對于傳統倫理道德的內化與形塑，更體現在對傳統民間故事的編創上。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中的孟姜女故事、梁祝故事，歌仔冊有《繡像姜女歌》《圖像英臺歌》。前者講述孟姜女不畏千里為夫送寒衣，表現她不畏強權，敢于抗暴，善于斗爭的品質特性。后者謳歌梁山伯與祝英臺矢志不渝的堅貞愛情，著重渲染“蝶變”和“陰府告狀”等情節，固然是一種底層民眾因果報應的思維方式使然，但認為陽間一切不平之事到了陰間都會得到正義的裁判，這就為描繪梁山伯與祝英臺的“蝶變”情節賦予幾分神秘的色彩。歌仔冊《曾二娘歌》講述以勸善、教化世人為目的，宣揚佛教的“因果報應”。福州鼓山涌泉禪寺是明清以來經書的刊刻重鎮，曾印有寶卷《曾二娘經》，經對二者的比對，其文本大同小異，大致從中可看出當時的底層民眾與佛門之間互動的密切關系。

　　民眾“最親切的寫真”

　　當人們翻閱歌仔冊時，撲面而來的是一幅幅地域色彩濃厚的閩南底層民眾的日常生活圖景。研究者可以此作為切入口，從民眾“最親切的寫真”中，探討他們圍繞吃穿住用而發生的各種行為與處世之道，進而揭示其背后豐富的文化內涵與價值指向。

　　閩南族群實際上是古代多次遷徙的中原漢人與當地閩越土著融合的后裔，除了傳承中原漢文化外，也接受了土著“信巫尚鬼”的民間信仰。因而，歌仔冊通過描繪民俗活動，以展現民眾的喜怒哀樂情感。《新刊神姐歌》開篇道：“一群姿娘子，愛卜問神姐，相邀又相招。卜去須趁早。五更起身來，落床就縛腳。頭梳銀錠髻，放落長備尾。下身紅葉裙，上身水月衣。面上抹水粉，唇上點胭脂……” 瞧這群清代閩南小媳婦大清早忙碌地盛裝打扮，一副歡天喜地的樣子，哪像是去“問亡”？分明是利用這一難得的機會去拋頭露臉一下!又如，《新傳桃花過渡歌》唱道：“正月是人迎尪，單身娘子守空房。嘴食檳榔面抹粉，手捧香爐去看尪。”農歷正月正是閩南迎神賽會正盛之際。“尪”，是指本地保護神，亦稱“鋪主”或“境主”。漂亮的單身女孩，手捧香爐去拜神，既是虔心祈求神靈成就她一段美好姻緣，當然也是借此機會，行銷自己——“嘴食檳榔面抹粉”。這些生活細節、日常一景，讓我們窺見清代閩南女子的嬌艷與愛美的一面。

　　言為心聲，歌仔冊成為閩南人抒發內心情感的生活寫真。《居家必用千金譜歌》，一方面，告誡農人手腳要勤快，“耕作著認路，田園著照顧”，千萬不可“拋荒成草埔”；另一方面，鼓勵人們腦子要靈活，“百般生理多頭路”，閩南語“生理”，即“做生意”。當然，更多的歌仔冊直面底層民眾生活的窘困，如《新傳桃花過渡歌》講述撐渡人的生活狀況：“裙衣破碎無人補，汗流汁滴身生蟲。”有的著重描繪婦女不幸遭遇，如《新傳離某歌》，“某”，方言借音字，意為“妻”，該歌系離異婦女的苦吟。而《新鮮俗語歌》描寫的一個生活細節令人讀來辛酸：“上街去，買物配。買醉蝦，十所尾。溫燒酒，做伊配。阮愛食，不敢說，假無意，去偷拋。伊看見，就搶奪。擲落地，據雞啄。”妻子買蝦溫酒，侍候丈夫吃喝，只是禁不住想偷吃一只，卻被丈夫奪去喂雞。舊時閩南婦女的地位借此可窺一斑。

　　歌仔冊關注閩南底層民眾的日常生活，也包括對于不良社會現象的規勸與訓誡。民眾喜歡戲曲，但看戲要適度。《寰宇戲闖歌》講述閩南民間出現一種稱為“戲闖”的人，即“戲迷”，這類人為了捧戲子，不顧父母的勸誡，散盡家財仍不知悔改。而清代以來危害較大的閩南民間社會亂象是賭博與吃鴉片。《新刊拔皎歌》中的“拔皎”二字是方言借音字，即“賭博”。其中，乾隆年間出現的一種叫“花會”的賭博，將底層民眾無論男女、老少，悉數卷入，不少家庭由此淪為赤貧。《新抄花會歌》《十二月歌》《上大人附花會》《位正花會歌》等的密集編唱，就是對這一社會“毒瘤”的警示與訓誡。《思食烏薰歌》，“烏薰”即“鴉片”，該歌用反諷手法神情畢肖地描繪典型的“癮君子”形象。而《新刊鴉片歌》痛斥“番仔”(即“外國人”)帶來的鴉片是國人災難的源頭，奉勸那些沉迷于吸食鴉片者，回頭是岸。

　　可見，歌仔冊中出現的是一些凡夫俗子，他們迷信巫神，愛看戲，沾染賭博，甚至會吃鴉片。然而，他們也有另一面，具有愛拼敢贏的稟賦與個性，或忙于農事或從事經商。他們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一切都是那么可親與可懷。

　　海內外閩南人的情感寄托

　　閩南地域枕山負海，地狹人稠，民眾胼手胝足，但生計仍十分艱辛。于是，茫茫的大海阻擋不住閩南人向外謀生的腳步，他們“每歲造舟通異域”。其中，一條是“走南洋”，即漂洋過海到東南亞諸地，閩南民間將之稱作“過番”；另一條是橫渡到海峽對岸的臺灣島，久之，便成為開發寶島的主要人群。于是，歌仔冊中存在大量“過番”與“過臺”的題材成為題中應有之義。

　　現存最早的《過番歌》開篇言道：“現今清朝定太平，一重山嶺一重洋，前朝后代唱不盡，說出番邦只事情。”這里點明該歌的形成時間是清朝，“番邦”，今指新加坡。這是一位剛上岸的閩南人眼中所看到的世界：“也有牛車共馬駝，也有番仔對番婆，也有火車相似雷。”開埠的新加坡不僅有“番仔對番婆”的異域風情，同時也混雜傳統鄉村的“牛車共馬駝”，以及代表西方先進工業化的產物“火車”。如此混搭的景致，對于剛來此處的“異鄉人”不能不說是一種新奇和誘惑!然而，現實是殘酷的，他們上岸后舉目無親，到處賣苦力，多數就此終老異鄉，少數得到機緣做起生意，有了一點積蓄，卻擋不住思鄉之苦，重返故土。當鄰居羨慕他“番銀趁滿載”，他卻告訴大家：“番平千萬不通行。”因此，“過番”歌保存著一份有情感溫度的閩南民間記憶，大可成為海外移民歷史建構的重要文獻。

　　“過臺”歌與“過番”歌異曲同工，均為閩南先民為生活所迫而背井離鄉的生活記錄。《新刊勸人莫過臺歌》是一首典型的移民勸世歌。該歌唱道：“在厝無路，計較東都。欠缺船費，典田賣租。悻悻而來，威如猛虎。妻子目滓，不思回顧。直至海墘，從省偷渡。不怕船小，生死大數。”所謂“東都”，是指鄭成功收復臺灣后的首府臺南。該歌與《過番歌》描述的情形類似，講述閩南人“過臺”的謀生經歷，反映了閩南人的矛盾性格：一方面有進取精神，不時涌動出海冒險的沖勁；另一方面眷戀故土，思念親人，處處流露出“安土重遷”的真情。

　　今天，歌仔冊文獻已成為海內外閩南人對中華文明共同承傳的集中性象征，也是維系故土鄉音的情感寄托和民間記憶。欣喜的是，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從事歌仔冊相關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從繪制歌仔冊的知識譜系方面著力彰顯中華文化價值。同時，要加強學者之間的交流和互動，透過對歌仔冊的學術探討與交流，深化對中華文化價值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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