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響是什麽樂器(太陽照常升起 裏面的卡農是什麽樂器

董乐器 2022-05-23 20:46:31

出自鳳凰傳奇的歌曲《光芒》

光芒

作詞:郭永利 作曲:郭永利

演唱:鳳凰傳奇

純淨天空上 雄鷹在飛翔

守望著那片 聖潔的天堂

雅魯藏布江 靜靜的流淌

流進了夢鄉 一路去遠方

布達拉宮牆 閃耀著光芒

朝聖的方向 心中的天堂

喜馬拉雅山 高高的山崗

開滿了夢想 潔白的夢想

當月光 照耀在 千裏雪域的蒼茫

雪蓮花 靜靜在心上開放

當夢想 綻放出 耀眼萬丈的光芒

紅太陽 冉冉升起在東方

純淨天空上 雄鷹在飛翔

守望著那片 聖潔的天堂

雅魯藏布江 靜靜的流淌

流進了夢鄉 一路去遠方

布達拉宮牆 閃耀著光芒

朝聖的方向 心中的天堂

喜馬拉雅山 高高的山崗

開滿了夢想 潔白的夢想

Rap:美麗的天堂 高高高原上

我思念的家鄉 格桑花開放 一路的芬芳

聖潔的天堂 高高高原上

我思念的家鄉 雪蓮花開放 如意和吉祥

當月光 照耀在 千裏雪域的蒼茫

雪蓮花 靜靜在心上開放

當夢想 綻放出 耀眼萬丈的光芒

紅太陽 冉冉升起在東方

紅太陽 冉冉升起在東方

紅太陽 冉冉升起在東方

叁個小提琴演奏

近現代音樂史中我國傳統音樂發展的新方向

一方響是什麽樂器、亞洲音樂的史料及其性質

東西方音樂的曆史記載,在其形態的表述中有著很大的差異。這種差異是由于音樂本 身的性質與敘述音樂史料的性質的不同而形成的,實際上也是構成音樂史特征的重要依 據。樂譜、傳記、手稿等在歐洲的音樂史研究中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它們在亞 洲音樂史中卻並非如此,樂譜在音樂演奏和實踐中並沒有扮演重要的角色,與西方音樂 相比可以說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和重視,其數量也十分微少(相對來說中國和日本較多 一些)。但不同的是理論書籍、美術、戲劇卻相當豐富。以中國爲中心,日本、朝鮮在 一般的史書中以音樂制度、樂律理論、曆史沿革以及音樂美學等的記錄得到了充分地整 理和敘述。它與音樂家的傳記不同,音樂史敘述的整體與音樂的本身同時得到記錄。在 亞洲,除文獻史籍外,考古資料也豐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出土的 竽、瑟,叁號墓出土的築等樂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編鍾、編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遺 址發掘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的骨笛、陶埙等。除了出土文物外,美術上的壁畫、浮雕等也 十分豐厚多量,我國新疆地區的庫車、吐魯番,甘肅的敦煌、麥積山,以及柬埔寨的吳 哥(Angkor)、印尼爪哇島中部的婆羅浮屠(Borobudur)遺址等都記錄了豐富的音樂曆史 資料。這裏值得注意的還有,現藏于日本奈良正倉院的大量隋唐時期傳入日本的絲綢之 路樂器實物,從公元752年收藏至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曆史,它們都是現在世界上 極其寶貴的曆史資料。

(一)中國古代的音樂文獻史料

在亞洲的曆史文獻中,中國的史料占有極其重要的曆史地位。中國在殷商時期就出現 了甲骨文,春秋戰國便有了大量記載音樂的文獻著作。另外,從漢朝開始,在中國的史 料中,皇帝的敕撰史書可以視爲正統的、高學術價值的史料。在這一類史書中以西漢司 馬遷首創的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爲開端,形成了後來的“二十五史”, 被稱作正史。它以紀傳體編輯,體例上分爲叁大類:①以天子、國家大事的編年記錄爲 中心的“本紀”;②記錄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傳記,其身份從皇後到 奴隸兼有的“列傳”。各項的分類之中有數卷“樂志”(“音樂志”或“禮樂志”)。書 中對各王朝的音樂(主要是宮廷、國家、貴族、官僚等上層階級所享用的音樂)從曆史沿 革、音樂制度,到律學、歌詞等進行詳細分述,但沒有樂譜。除此之外,敕撰書中還有 專門記載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樂典)、《通志》(卷49、50、64 爲樂志)、《文獻通考》(卷128-148樂考)的“叁通”與清乾隆時官修的《續通典》、《 清通典》、《續通志》、《清通志》、《續文獻通考》、《清朝文獻通考》六書,再加 上1921年成書的劉錦藻編的《清朝續文獻通考》,共爲“十通”。此外,唐朝以後出現 了集曆代政治、經濟、藝術等之大成並進行分門別類敘述的會要體樣式――北宋王溥的 《唐會要》(樂類共16個條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後多人的《宋會要輯稿》(樂類4 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會要體屬典志斷代史的體裁,在分類上比正史更爲細致 ,史料也甚豐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獻通考》(元) 、《唐會要》(五代)等與“二十五史”樂志構成了古代音樂史料的主體。其次,除上述 的正史外,春秋戰國以來還出現了各種關于音樂的論著。以內容來劃分,思想、美學方 面的有公孫尼子的《樂記》、荀子的《樂論》、呂不韋所輯的《呂氏春秋》(戰國)、阮 籍的《樂論》(叁國);樂律學方面有《管子・地員》、元萬頃等奉武則天之命所作的《 樂書要錄》(唐)、蔡元定的《律呂新書》(宋)、朱載@①的《樂律全書》(明)、康熙、 乾隆敕撰的《律呂正義》(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東漢)、朱長文的《琴 史》、朱熹的《琴律說》(南宋)、朱權的《神奇秘譜》(明)等;另外從斷代史來看,除 正史外,隨筆、筆記、詩詞以及小說等都是記載當時曆史現狀中不可缺少的資料,如有 關唐代音樂有崔令欽《教坊記》、段安節《樂府雜錄》、南卓《羯鼓錄》、(清彭定求 等)《全唐詩》,有關宋代音樂有沈括《夢溪筆談》、陳@②《樂書》、郭茂倩《樂府詩 集》等。有關宋代音樂的除上述文獻外,還有王灼的《碧雞漫志》、陳元靓的《事林廣 記》、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紀勝》、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張源的《詞源》等,也 是研究唐宋時期音樂不能缺少的文獻。另有元朝的戲曲曲藝專著、明代以後的大量樂譜 等都是構成中國音樂史的重要資料。像這樣全面系統的文獻史料在印度、西亞伊斯蘭教 地區以及在歐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這樣詳盡、系統的史料書籍 ,爲中國惟有的史料資源。

唐代以後,中國的學術、曆史書籍得到了系統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現了稱之爲“ 類書”的體例樣式,相當于今之百科全書。這類書籍大致有《初學記》(唐)、《玉海》 《太平禦覽》(宋)、《荊州稗編》《叁才圖會》(明)、《古今圖書集成》(清)等。上述 書籍不管是敕撰的還是非敕撰的,它們都是從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羅列出來,分門別 類地進行排列說明的書籍。因此,作爲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編輯過程中 有訛傳、誤抄的可能,使用中應以批判的眼光去對待這些史料。

在中國的音樂理論書籍中還有一個明顯的特征,即音律、音階論占據了大量的篇幅, 這同中國儒教的學風有著密切的關系,他們對古事件的解釋存在著反複論述的傾向。這 一現象從春秋戰國時期就初見端倪,像從《管子》、《淮南子》、《呂氏春秋》、《漢 書・律曆志》的五聲、十二律、叁分損益法開始,後由西漢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錢樂 之的叁百六十律、唐天寶年間的俗樂二十八調、南宋蔡元定的燕樂調與十八律,到明朱 載@①的新法密律,他們對叁分損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還宮的理論進行了近兩千年的 求索、換算。到了16世紀下半葉,當這個千年不解的轉調問題得到徹底解決時,卻又被 束之高閣、沉睡于書齋樓閣之中。這些理論幾乎都沒有真正得到實踐。

(二)樂譜

從中國的南北朝至隋唐時期所遺存的古老樂譜大部分被收藏于日本。現存最古老的樂 譜是中國南朝梁琴人丘明所傳(6世紀)的琴譜――《碣石調幽蘭》,該譜的抄卷原藏于 日本京都市上京區西賀茂神光院,現歸東京國立博物館,爲唐人的抄本。這是一種用文 字來表述古琴演奏的樂譜。唐代以後出現了減字譜的指法譜、奏法譜(tableture),很 多琴譜都被記錄下來並用于實踐。由文字所記錄的奏法譜,約從唐代開始用于各種管、 弦樂器的樂譜。從中國傳入日本最古老的樂譜,現藏于正倉院的中倉,是一份共有叁十 七帖的古文書(寫經紙納受帳),這份經卷上標明的時間爲天平十九年(747年)7月26日, 在其背面寫有斷簡六行,即爲《番假崇琵琶譜》亦稱爲《天平琵琶譜》。在琵琶譜中還 有773年(寶龜四年)以前傳入日本的《五弦琴譜》(五弦琵琶譜,通稱爲五弦譜),現藏 于日本京都陽明文庫。另外,20世紀初在甘肅省敦煌莫高窟發現,現藏于法國巴黎國立 圖書館的《敦煌樂譜》,又名《敦煌琵琶譜》,今存叁卷。該譜的抄寫年代爲五代長興 四年(933年),是唐、五代時期的重要文獻。中國的樂譜,特別是琵琶譜于平安時期在 日本得到了傳承。《南宮琵琶譜》或稱《貞保親王琵琶譜》、《伏見宮本琵琶譜》由宇 多法皇的敕令南宮貞保親王所撰,完成于延喜二十一年(921年)。在樂譜的最後附載著 藤原貞敏于承和五年(838年)從中國傳來的《琵琶諸調子品》(二十八個調,實際二十七 個調)以及貞敏的跋文。到了12世紀中葉的長寬元年(1163年)又出現了源經信所作的《 琵琶譜》;由藤原師長所作的12卷琵琶譜《叁五要錄》(1138―1192完成);與《叁五要 錄》同作者的藤原師長還完成了雅樂筝樂譜的集成《仁智要錄》(1138―1192完成)。日 本平安朝以後的雅樂琵琶譜、筝樂譜等都得到了模仿和創作,並較自然地傳承了下來。 但是這些樂譜由于對節奏記錄過于簡略,因此至今仍是學者們攻克的難題。

(叁)朝鮮

朝鮮與中國地理相鄰,文化交流一直很頻繁,朝鮮深受中國古代文化的影響,在史料 的記載方式上與我國有著相似之處。《叁國史記》、《叁國遺志》、《高麗史》、《李 朝實錄》、《樂學軌範》、《增補文獻備考》等史料以紀傳體、編年體的形式構成主要 的官撰書。《叁國史記》爲記載朝鮮7世紀前的叁國時期的史料,是了解新羅、百濟和 高句麗曆史的一部重要文獻,其中記述了這一時期受中國音樂影響而形成的早期朝鮮樂 器,如伽yē@③琴、玄琴及叁竹等。但由于該史料成書于12世紀,離記事的時期過于久遠,史料的真實性受到懷疑,應慎重使用。而15世紀成書的《高麗史》爲紀傳體,其中專門論述音樂的《樂志》部分是了解12世紀初期宋徽宗將大晟雅樂贈給高麗王朝後的曆史現狀,以及當時朝鮮宮廷中的唐的俗樂、宋的雅樂以及朝鮮固有的鄉樂所構成的叁樂在宮廷曆史演變的重要音樂史料。《李朝實錄》是一部由一千七百余卷構成的編年體巨著,記載了從李氏朝鮮太祖(1392―1398)至哲宗朝(1849―1863)近五百年的曆史。其 中15世紀中葉成書的《世宗莊憲大王實錄》是了解15世紀上半葉世宗朝宮廷雅樂的重要 文獻,其中還有大量的禮儀樂與雅樂譜。

在朝鮮的史籍中,除上述的樂器、樂種及宮廷的音樂曆史沿革以外,古典歌曲的歌詞 也占有相當的比例。如歌詞集《青立永言》、《歌曲源流》等都是李朝(1392―1897)宮 廷的音樂史料。朝鮮的樂譜大致也是從這一時期開始傳承下來的,其獨自的文字音標譜 以及能明示其節奏的井間譜是朝鮮音樂邁出了重大的一步,由此一部分藝術歌曲得到了 複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部分古典的樂譜得到了五線譜化。《世宗實錄》、《世祖 實錄》中的樂譜雖然沒有完全被翻譯出來,但基于原來古譜的基礎,通過各種手段被大 量地譯成現代譜並付諸演奏,實現了音響化。其中,國立國樂院的“朝鮮傳統音樂出版 委員會”于1969年出版了五卷以英文版附加解說的古樂集――Anthology of KoreanTraditional Music(《朝鮮傳統音樂選集》),對了解和研究朝鮮傳統音樂具有重大意 義。玄琴及其奏法譜與現存的口授傳承樂譜所作的比較研究,以及古譜的複原研究也比 較深入。李惠求、張師勳等學者的著作對于平調、界面調等的音樂理論中經常使用的調 子進行了深入的解析。從整個考古資料來看,朝鮮與中國和日本相比,文獻與文物量雖 不多,但對于中國的雅樂以及雅樂樂器的研究十分有益,特別是現在韓國留下的十分珍 貴的資料,更不容忽視。

(四)日本

在日本的官撰史籍中,于奈良、平安朝時編撰的《六國史》(成書于720―901)爲編年 體,包括《日本書紀》30卷、《續日本紀》40卷、《日本後紀》40卷、《續日本後紀》 20卷、《文德實錄》10卷、《叁代實錄》50卷,是了解古代日本及奈良、平安時期宮廷 文化的重要史籍。由于以編年體例撰寫,沒有分類的“樂志”部分,關于音樂的記事一 般都散見于各個不同的章節。10世紀以後至11、12世紀出現一些實錄、日記、隨筆等, 像《禦堂關白記》、《中佑記》、《小佑記》、《九曆》等都是這一時期十分重要的古 籍。日本非常完好地保存了由中國及朝鮮等亞洲大陸傳入的雅樂(實際上是中國的宮廷 燕樂爲主體),並得到了傳承與發展。延曆十四年(795)出現了模仿中國的踏歌,9世紀 初又出現日本創作的器樂合奏曲《鳥向樂》等作品,至9世紀中葉不僅誕生了許多雅樂 的演奏名手,而且還創作了日本人自己的雅樂曲《西王樂》、《長生樂》、《夏引樂》 和《夏草韋》等(注:見吉川英史《日本音樂的曆史》,創元社,1965年,72頁。)。13 世紀以後出現了關于雅樂的一系列史料,主要有《教訓抄》(@④近真,10卷10冊,1233 )、《續教訓抄》(@④朝葛,1270―1322)、《體源抄》(1511年,豐原統秋,13卷20冊) 、《樂家錄》(安倍季尚,1690,50卷)等。關于能樂的文獻有《世阿彌十六部集》,還 有聲明理論書,筝曲、叁味線等相關的理論書籍,它們構成了研究日本音樂的主要史料 。上世紀80年代前後由日本的國文學界對能文獻的解釋,由聲明學僧侶對聲明的研究, 聲明、能樂等的許多文獻史籍作爲音樂史料也越發引起重視,並很快地得到深入的研究 。在這一時期出現的樂譜中有雅樂的樂器譜、聲樂譜,能的謠本與吟唱的手付本,平曲 的節付本,聲明的博士譜,筝組歌與叁味線組歌的文字譜,尺八的文字譜等。這些寫本 與少數的原版本都得到了整理並流傳了下來。作爲考古資料,以正倉院的樂器爲首(共1 8種75件),其中有很多古樂器得到了傳承。其次有關音樂的資料還能從日本大量的繪畫 、雕刻等美術作品中尋找其淵源。因此就古代的音樂史料而言,現存日本的古代資料無 論是質還是量都能與中國的史料相媲美。

(五)東南亞

在東南亞由于缺乏一般史書記載,現在傳承的音樂大致只能推定到15世紀前後。要了 解古代的音樂狀況大部分還必須依靠中國方面的史料(正史中的東夷傳、南蠻傳等)。這 一地區受中國文化影響最大的是越南。關于越南的史料有:《安南志略》,1340年成書 ;《大越史記全書》上中下,1479―18世紀末(編年體);《大南會典事例》(1855年)禮 部69―135卷有音樂的內容;《大南實錄》20卷,1844―1909年成書;《曆朝憲章類志 》,1821年著;《雨中隨筆》19世紀前半葉。樂譜受中國影響很大,主要使用中國傳入 的俗字譜、工尺譜以及哼唱的打擊樂譜。考古資料方面有柬埔寨的吳哥遺址(9―15世紀 的佛教建築群),印尼爪哇島中部的婆羅浮屠遺址(建于公元800年夏連特王朝時期),以 及爪哇教時代的雕刻普蘭巴南(Prambanan)遺址(建于9―10世紀的建築群遺址)等都是東 南亞地區的重要文化遺迹。

(六)印度

與中國等東亞國家相比,印度對音樂史的研究相對比較薄弱。15世紀以後出現了較多 的作曲家、演奏家、理論家的傳記、逸話等,還有一些口頭傳說的記載。在伊斯蘭文化 圈以及亞洲的音樂史中,最爲注目的是衆多的理論書籍。其中現存最古老的是2―5世紀 成書的《戲劇論》(婆羅達著,共36章,其中第28―36章論述音列、音階、調式、斯魯 提<shruti>、音律),該書以舞蹈、戲劇爲主,音樂也占據了相當的篇幅,其中對二十 二音律、七聲音階以及音組織等進行了詳細的論述,還涉及了樂器維納琴(Vina,弦樂 器)等的演奏法。

繼婆羅達之後的音樂理論家娑楞伽提婆(Sarngadeva,1210―1247),是一位曾供職于 宮廷的重要人物,他完成的《樂藝淵海》是這一時期最具影響的著作。該書共七卷,分 別對樂律、調式、曲體、作曲、歌唱法、節拍與節奏、樂器與演奏、舞蹈與表演等展開 論述,是繼《戲劇論》後印度一部重要的音樂論著。

其後還有一些斷斷續續的理論研究著作,但真正的理論著述則是在13世紀以後再度出 現的,這是由于伊斯蘭教進入北印度之後,印度逐漸走向伊斯蘭化。毫無疑問,伊斯蘭音樂的科學性對印度産生了極大的刺激。從這一時期開始,稱之爲印度音樂的靈魂――拉格(Raga)理論才漸漸地發展起來。

由于宗教的關系,在印度的音樂考古資料中,古代的美術(主要是雕刻和壁畫等)與伊 斯蘭時代以後的細密畫占據了較大的比例。

(七)西亞

西亞的音樂文獻大致是從7世紀進入伊斯蘭時代後才有記錄的。關于這以前的阿拉伯音 樂以及3世紀到7世紀的薩桑(Sassanidae)王朝的波斯音樂,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從伊斯蘭 文獻中得到推測。波斯的音樂資料不太多,作爲考古資料有塔克博斯塔恩遺址留下的一 些未完成的浮雕作品,其中有豎琴、小號、琵琶類四弦樂器(Barbat)、鼓等樂器形象。 7世紀以後西亞逐漸進入伊斯蘭時代,史籍中關于音樂生活的記錄、數量甚多的理論書 、細密畫爲這一地區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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