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疫情，今天依然是待在家里的一天摇滚音乐节。今天发一篇文章，回顾过去20年中国摇滚的那些人那些事。

文章可能有点长，但我们有时间不是吗摇滚音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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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四哥、翟导演及所有热爱中国新时代文化的朋友们摇滚音乐节：

收到邀请书后，又接到四哥及翟导的电话，让我几日寝食难安。对中国，我们亏欠她的总是比我们能付出的要大得多。几年之前，我自这个新文化的战场上暂时的撤退，固然有我自己难言的心情和苦衷，也仍然在心里存在着无法磨灭的遗憾。

在这个全球化趋势蔚然成风无孔不入的年代里，我们这一代如何能抵抗全世界急欲加注于我们的文化诱饵，开创新的中华盛世，仍然是我日以继夜在思考的沉重课题。

我谨希望在回北京之时，能有更充分的准备，更无后顾之忧。这一次仍使自己无地自容，是情怯吧，谢谢各位朋友的抬爱，我将在心里依此为力量，为未来做准备……”

这是张培仁写给1998年新乡演唱会的信，充满了真切的遗憾。彼时张培仁由于“滚石”出现财务问题已被调回台湾。

在中国内地摇滚乐市场还处于蓝海的真空状态时，张培仁在北京成立魔岩文化，将台湾的唱片工业引进内地率先开拓市场，将中国内地摇滚乐推到顶端，他所操盘的“94红磡”演唱会堪称90年代摇滚乐坛最绚烂的一笔。

随着张培仁的仓促离开和滚石公司的资本撤回，内地摇滚乐由一开始的轰动也逐渐陷入低谷。

如果说张培仁是早期内地摇滚绕不开的人物，那黄燎原就是新千年摇滚乐坛的重量级嘉宾。

日后唐朝乐队的回归、二手玫瑰的腾飞以及新生代乐队九连真人的发掘，背后都有这个男人的身影。

张培仁“没脸参加”的新乡演唱会，就是黄燎原策划的。

1997年黄燎原接到一个迪厅的邀请，举办一个三个乐队的拼盘演出。那时黄燎原已经在北京展览馆举办过很多次摇滚演出，觉得小打小闹没意思，要搞就搞大的。

雪球越滚越大，三支乐队扩大为九支乐队，最后场地由郑州迪厅改为能容纳三万人的新乡体育中心，名字叫做“98新音乐演唱会”。

当时摇滚乐还是个敏感词，还不能登堂入室，所以黄燎原“曲线救国”，选择了“新音乐”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名词打掩护。

1998年4月11日，那天天气特别地好。唐朝、臧天朔、黑豹、清醒、超载、眼镜蛇、零点、指南针、鲍家街43号在内的9支摇滚乐队要在河南新乡这座不知名小城开摇滚party。

当时北京是摇滚乐的中心，其他几个一线城市多点开花。大型摇滚演出多在这几个大城市举办，再不济也是在省会城市。

这次地址选在新乡，当地的乐迷感到受宠若惊。

演出还没开始，歌迷就先欢腾起来了，他们局部合唱着自己喜欢的歌，高喊着喜欢的乐队的名字。这样高昂的情绪随着乐队的出现有增无减，全场都在耸动，声音形成的热浪足以抵过晚来的春寒。

最感人的一幕是，当高旗唱起“让每个夜晚充满爱的火焰”，全场的乐迷的点起了打火机。

星光点点，站在角落里的黄燎原目睹了这一切，起一身鸡皮疙瘩。

即使散场了，乐迷依然在有序离场的同时不间断地唱着刚刚让他们回味无穷的歌曲，“像进军大西南，像三大战役，像和平解放北平。”

后来黄燎原在《十年摇滚在路上》里写道，

在新乡的感受，超越了一切，我当时就决定，一定要为中国的摇滚事业奋斗终身。

（左一为黄燎原）

01

90年代中期，盗版肆虐。由于没有版权成本，所以盗版的价格极低，严重消蚀着唱片业。

黑豹乐队的《黑豹》刚在香港发行，内地就盗版泛滥。后来直接有人给鼓手赵明义打电话说：“你录音时把带子悄悄带出来给我，我给你三十万。”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互联网来势汹涌。各种以“试听”名义的盗版链接开始在网络上流行，为了留住用户，正版渠道被迫开始不收费。

在这时势下，为摇滚乐寻求新的商业模式刻不容缓。

与此同时，在当时所有的摇滚人心中，都有一个关于“伍德斯托克”的梦。户外音乐节的自由、狂热、释放，是小小的体育馆装不下的。

2002年8月，丽江雪山音乐节在崔健的推动下隆重上演。不过这个“隆重”仅仅指的是前期的宣传。

这个中国首次的野外音乐节，从精神需求和文化传播上看确实是成功的，但并没有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由于地点选在了海拔三千米的高原上，加上当天恶劣的天气，导致两天来的观众不到四千名，最后还亏了一百万。

最早的音乐节其实不是丽江雪山音乐节，而是迷笛学校在校园内举办的“迷笛音乐节”。

不过迷笛音乐节只是学校的内部狂欢，都没有资本的介入，就别提带领摇滚乐坛突破困境了。

黄燎原好大喜功，就是想搞别人没弄过的事，于是乎他打算在音乐节上大展身手。

2003年，银川民生房地产在贺兰山购置了一块6700亩的地皮，公司董事长叫陈嘉。

银川市每年都会举办国际摩托旅游节，今年政府就找到了陈嘉，希望他能做这件事。

陈嘉想了想，可以搞，要搞就搞点有意思的。

就在这时，他遇到了黄燎原。

黄燎原向陈嘉表达了举办大型摇滚音乐节的想法。

这个创意引起了陈嘉的注意，因为没人这样搞过。

陈嘉虽然不算摇滚乐迷，但经常在国外看到这样的演出，觉得很有震撼力和感染力。

然后陈嘉和黄燎原碰了一下杯，这件事就被敲定下来了，让音乐节依附于摩托车艺术节来举办。

西北人的豪爽让贺兰山成为摇滚乐的另外一个福地，并且见证了摇滚乐坛的历史性时刻。

（穿黑衣服的是黄燎原）

二十世纪初是摇滚乐的超级低谷时期，黄燎原希望用一段曾经辉煌的段落，让摇滚乐重新回到人们的记忆中，主题定为“歌唱的中国史”，名字叫做“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

在黄燎原的周转下，贺兰山上将会有四代摇滚人历史性同台，这场演出几乎与中国摇滚乐早期所有的光辉名字有关。

包括第一代的崔健、“唐朝”、“黑豹”、何勇，第二代的“高旗&超载”、张楚，第三代的“汪峰&鲍家街43号”、“子曰”、“瘦人”、罗琦，第四代的“二手玫瑰”、“舌头”、“布衣”等共18支乐队。

那份名单上，甚至出现了久别舞台的何勇和罗琦。

在因为“李素丽事件”被封杀的日子里，何勇陷入了抑郁。2002年春节的时候，何勇在家里点了一把火，他抱着吉他微笑地坐在旁边。火烧到了邻居家，他也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罗琦的命运和他差不多。

16岁来北京追梦一鸣惊人，成为了指南针乐队的主唱。18岁喝酒的时被人用啤酒瓶刺瞎左眼，20岁吸毒被抓，戒毒成功后离开摇滚圈飞往德国。

直到今年才在丈夫的陪同下回到中国，在贺兰山的舞台上和状态不错的何勇相遇。

在演出前黄燎原凑的饭局上，何勇不停地喝酒，一遍又一遍地对罗琦说，“我一定要帮你，妹妹。”

“从今以后，你再也不会缺钱，你不会因为投资不够，做不出你喜欢的音乐。”何勇抓起一瓶酒和罗琦碰一下杯，两眼通红地说，

“都怪我啊，我他妈的在那儿的话，怎么还会出那样的事。”

罗琦被刺已经过去十年了，何勇还是没能释怀。

02

绍兴年间，壮志未酬的岳飞写下了这首气势磅礴的《满江红》。

其中有一句词是“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拜岳飞所赐，贺兰山由古至今都与无数悲怆的意象联系到一起。

贺兰山距离银川市区四十公里，那股苍凉和悲壮的气质，倒和中国摇滚挺像。

当黄燎原来到位于山脚的艾克斯星谷时，他傻眼了。

场地全是浮土，走两步烟尘就扬起来了，在满天的灰尘中，还弥漫着密密麻麻的蚊子。

黄燎原急得满头大汗，“这地怎么做啊？”

他赶紧去向当地人取经，人家告诉他麦子长得最快。

“好，那就种麦子，固土。”

至于蚊子的问题，黄燎原实在没辙，于是打电话向投资方求助。

陈嘉也非常雷厉风行，直接叫来了空军往下洒农药，农药直接没入地里三尺。

为了布置一个配得上这个阵容的舞台，黄燎原直接从北京请来了四十多位音响灯光技术人员，光是从工体借来的器材就一百多吨。

最后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后来过来演出的乐队都被现场的设备震惊了。黑豹乐队的主唱秦勇惊讶地说，“哇这儿设备可以说是顶尖的，我们演过这么多次，这可以排进前五。”

为了方便北京乐迷的出行，黄燎原与神舟国旅集团合作，开通从北京至银川的“中国摇滚专线”，让乐迷可以像跟随旅行社报团旅游的“自由人”一样，为他们提供交通、食宿、门票等“一条龙”服务。

同时在贺兰山也执行“道路改单向”“公共汽车循环发送”等措施。

一切都准备就绪的时候，黄燎原心里还是有点紧张，想着尽量别亏太多。

8月6号，第一天演出在晚上8点开始。黄燎原走上大街，人多得把他吓懵了。大街上全是汽笛声，有的车挂着红旗，有的贴着标语，所有人打扮得都很奇怪。虽然音乐节和摩托车艺术节同时举办，但这些人一看就知道来干什么的。

有一排北京来的小奥拓让黄燎原印象深刻，它们车头插着小旗子，上面写着“摇滚万岁”。

03

第一天就迎来了开门红，全国各地来了四万多人。

演出首先由苏阳乐队的《新鲜的花儿开》打破沉默。漫天匝地的旋律点燃了乐迷的热情，大家随着乐队跳着、唱着、呐喊着，给予这支本土乐队最大的支持。

夜色弥漫，天空中飘着了小雨，在苏阳苍茫寂寥的歌声中，依旧有乐迷在赶来的路上，陆续加入这场狂欢中。

在伍德斯托克精神的感召下，乐迷们收拾起背包，从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消失，呼吸自由的空气，寻找精神的乐园，释放压抑已久的激情，在这片荒漠之中构筑自己理想的乌托邦，让自己的记忆和身体被摇滚所占据。

演出进行得比较顺利，不过黄燎原心中还是有点遗憾。两排座椅将舞台和观众隔出了一大片空地，观众无法到舞台前面来。

这个尴尬的局面一直维持到王磊走上舞台。

王磊是中国顶尖的前卫音乐艺术家，广州摇滚的代表人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和崔健齐名，被称为“南有王磊，北有崔健。”

当晚王磊和他的泵乐队的登场，给这次音乐节带来了第一个高潮。

血气方刚的四川小伙没有任何拐弯抹角，他上来直截了当地说道，

“你们来这儿是为了听音乐的，我们来这儿是为了看你们的。音乐不应该有任何的距离。”

然后大喊三声，

“过来！”

“过来！”

“过来！”

疯狂的乐迷在王磊的鼓动下冲破防线，拥至台前，挥舞着手臂向乐队致意。

黄燎原看到乐迷冲破了防线，他也喜闻乐见，干脆打电话问领导能不能撤掉前排的椅子。第二天两排椅子果然不见了，代替它们的是两排武警。

古筝手王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是挺希望这次音乐节能让摇滚乐迎来春天，但事实上这一次成功并不能代表以后也会成功，毕竟摇滚乐还存在很多问题。”

主流对摇滚有偏见，产生了太多的约束，这算是问题之一吧。

不过第二天观众虽然和舞台之间依然隔着武警，但相比第一天已经离舞台近了许多。

这个音乐节里小小的细节，映射出中国摇滚乐不容乐观的现状，不甘人后积极进取的励志形象。

很多摇滚人不断打破偏见，努力为中国摇滚争取更舒适的位置。

尽管第一天演出非常成功，观众高达四万人，但黄燎原第二天在去贺兰山的大巴上嘴里不停念叨着，“千万别少于一万人。”

黄燎原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2004年8月7日，是中国对日本的亚洲杯决赛日。先别提乐迷来不来，乐手之间就已经出现矛盾了。

在演出前饭桌上，眼镜蛇乐队和常宽因为谁第一个唱产生了矛盾。

常宽和导演接触时是第一个出场，因为他结束后要回去看亚洲杯决赛。

但黄燎原的名单上第一个出场却是眼镜蛇乐队。

眼镜蛇乐队为了不让黄燎原为难，主动退让。

然后常宽如愿以偿排在第一个出场，去观看中国足球队那场铩羽而归的亚洲杯决赛。

当晚李毅在禁区空档拿球，但他没有选择打门，而是想趟过门将，不料被门将断球，中国队错失良机。李毅也因为这个失误，让他从此走上深受黑粉拥护的日子。

正是这一年，“李毅吧”成立，不过那时的李毅吧还不是催生互联网文化的“贴吧卢浮宫”和让人闻风丧胆的“帝吧”，仅仅只是李毅黑粉的聚集地。

演出正式开始时，现场的观众果然比昨天少了一半。

不过输球后，人都赶回来了，观演人数到达了三万，演出一直持续到夜里1点10分。

黄燎原对着记者得意地说，“选择中国摇滚是正确的。”

第三天压轴的是崔健，黄燎原就完全没有一丝担忧了，毕竟“崔健”两个字就是金字招牌。

不过结果还是出乎他预料。

最后现场总共来了六万人，票不但卖光了，票价还被黄牛翻了一番。

04

这场演出终于在紧张又激动的情绪中结束了，黄燎原如释重负。

没有人比他更累了，毕竟这三天的音乐节基本是由他一个人主导。

不是因为他没找不到朋友帮忙，相反，他是出了名的“交际花”。

北京文化圈里有一句话戏称黄燎原强大的人际关系：如果一个首都外的艺术家想要来北京，只要认识黄燎原，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这次演出是摇滚乐坛的总阅兵，也只有他才能撺出这么一个史无前例的阵容。

实际上是因为他非常自我，工作必须由他一个人来主导，所以并不喜欢和别人一起合作。

最后结果就是，他几乎十天不睡觉，胡子由黑变红然后变白。

女朋友来探望他说，这哪来的一老头。

本来这场摇滚音乐节只是依附与国际摩托车旅游节的一个文化项目，陈嘉没想到摩托车节亏了400万，反而音乐节盈利了。

这次贺兰山摇滚音乐节开幕前，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是一场非常有创意的活动，但三天来，音乐节格外的成功使包括主办方在内的所有各方人士始料未及。

毕竟良好的市场反馈是中国摇滚乐能否良性发展下去的真正命脉。

黄燎原接受采访时兴奋地对记者说，“摇滚乐终于不赔钱了！”

他的激动不无道理，在此之前，商业上的失败也一直是中国摇滚音乐节的不能承受之痛。

不到一个月前，崔健一提到中国摇滚的现状，眉头就蹙得紧紧的，

“中国摇滚正处于勉强维持的状态，现在几乎没有人能体会这种音乐形式的重要意义。除了北京几个摇滚乐队和极少一部分痴迷摇滚乐的人还在艰苦支撑，大多数人都已经退出了。继续这样下去，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些摇滚人还能撑多久。”

05

虽然举办音乐节的初衷是文化传播而不是商业，但贺兰山音乐节商业上的成功无疑是在唱片业江河日下之时提供一种新的变现模式，给寒冬时期的摇滚乐坛点上一把火。

贺兰山音乐节结束的四个月后，北京九霄俱乐部举办纪念红磡十年演唱会，张培仁在给相关组织者发来一封阔别十年的信中提到，

“红磡的演出，也许是一个历史的起点，但是现在，却绝不是历史的终点。”

2004年当然不是摇滚的终点，红磡结束十年后的贺兰山音乐节，再次成为摇滚乐坛的高光时刻。

同年举办的第五届迷笛音乐节的宣传手册上有这样一行字，她（音乐节）预示着中国的摇滚乐不再祈盼所谓主流文化的认同和施舍，而逐步具有了任何一种文化产业所应具有的发展元素：创作、传播、受众、交流、反馈及争鸣。

贺兰山音乐节之后，大大小小音乐节呈井喷式发展。迷笛音乐节商业化，规模不断扩大捍卫自己“第一原创音乐节”的地位。除了“草莓”“星巢”这种能“巡演”的音乐节品牌外，现在全国各地的摇滚音乐节每年将近三百个。

音乐节现场不仅没有座位的概念，还没有前后左右位置的概念。乐迷可以随着音乐摇摆身体、挥手呐喊，可以更好地实现摇滚乐的宣泄功能。

同时散落的乐迷们也能在这场大型聚会中拥抱集体的温暖。虽然年轻人个性张扬，但共同的小众爱好让他们热衷于抱团取暖。

因此，音乐节变得供不应求。

在今年年初广州的超级草莓音乐节上，在官方还没公布完整阵容且票价较高的前提下，依旧在非常短时间内售罄。

黄燎原经常说，“我说的可能像官话一样，但我心里真是这么想的。

我的愿望真的是想为建设中国当代新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句像宣传口号一样的话从黄燎原嘴里说出来时，反而显得非常真挚。

他在摇滚乐坛留下的星星之火不断燃烧，不断烧出全国各地的摇滚盛事。

那些认为摇滚乐是洪水猛兽的大众慢慢摒除了偏见，甚至一起参与到这个节日来。

看到如今的摇滚盛况，黄燎原时常想起呆在贺兰山的最后一个傍晚。

演出还没开始，他站在舞台上，看向满山遍野的观众。有人坐在帐篷里聊天，有人围在一起唱歌，有人抱在一起拥吻，也有人拿着啤酒站在山坡上看着远方……

阳光刚好从贺兰山两侧挤进舞台，贺兰山成为了一个剪影。

黄燎原觉得特别不真实，像海市蜃楼一样。

参考资料：

《贺兰山摇滚音乐节落幕“演摇滚乐终于不赔钱了”》，北京娱乐信报

《从精神独立到话语协商——中国内地摇滚乐三十年》，陈欣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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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凸鲁

图源：网络

编辑：三点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