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时广州雅佳乐器，一个叫赵佗的人的出现，改变了岭南地区原始落后的情况，赵佗参加了南征百越的军事行动，被授为南海郡龙川令。

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后，他在岭南地区拥兵自守，关闭进出中原的通道，兼并了桂林和象郡，建立了南越国，称“南越武王”，而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力推动了岭南社会的进步。

下面就让我们看一看，赵佗究竟做了什么，让岭南社会焕然一新。

重用越人，让越人参政

秦军初入岭南时，由于采取了武装进攻的形式，所以民族对立情况严重，岭南的原住民被称为“越人”，他们“莫肯为秦虏”，而秦人也对越人怀着戒备心理，双方是对立的。

由于长期担任岭南地区的地方官，所以赵佗认识到，秦朝由于是以武力征服岭南的，所以在统治时往往夹带着居高临下的蔑视姿态，其一大表现就是政权机构的把持者都是汉人，越人无法参政。

大家可以想一想，假如你是越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很久，现在一群外来人侵占了你们的土地，还不让你们参与管理，你们会是什么情绪。所以，在这种敌对和不信任的社会氛围下，秦朝对汉越两族人民对立严重，秦朝始终难以开展有效统治。

南越国建立后，为使越人放下敌意，相信“越汉一家亲”，进而塑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巩固统治。赵佗大胆任用越人做官，让他们参政治国。

吕嘉原来是越人里一个大族的首领，德高望重，颇得越人信服，有很强的影响力。赵佗便任用他参与政事，后来吕嘉官至垂相（相当于宰相），位极人臣。吕嘉一族的其他人也积极从政，“余族官贵为长吏七十余人”，吕氏堪称官吏大户。

由此不难想象，越人在赵佗政权中任职者不在少数，而且不仅仅局限在中低层职位，已经有人进入了权力中枢，担任要职。

由于赵佗让大批越人参政，这就使越人感到自己不是被征服受外族的统治，做到了自己管理自己，这有助于从心理上消除民族之间的对立情绪。既提高了越人的政治素养和参政热情，也为接下来的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

大力迁民，鼓励通婚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随着疆域不断开拓，秦王朝开始大量向边疆地区迁民，岭南即是迁民的重要地区之一。

如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道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滴遣戍”。

移民的不断增多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汉越两族人民产生了初步的融合。

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

“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扬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滴徙民，与越杂处。”

赵佗担任地方官后，继续主张实行迁民措施，曾上书秦皇帝，请求从内地遣送青年女子。

“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

后来这一万五千名青年女子，成为了岭南戍卒的配偶，顺利在岭南扎根繁衍，增加了岭南地区的劳动人口。

故西汉初汉高祖诏令中说：“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中县人以故不减耗。”

尤其强调了迁民对增加人口所起到的作用。

但是，秦朝统治期间的岭南地区，民族矛盾相当复杂。一是汉人与越人的矛盾；二是越人各部落之间也常常发生矛盾乃至流血冲突。

据《汉书·高帝纪》记载：“越人之俗好相攻击。”

通俗的说就是好战，时常聚众斗殴，这种情况极不利于南越国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为改变这种局面，南越国建立后。赵佗在两方面采取举措。

第一是，采取“和辑百越”政策。

简单的说，就是在越人聚居区推行自治，册封当地首领为王，还时常给他们赠送礼物，但不改变社会组织的中、下层结构，因为当地首领得到了安抚，所以他又能带动越人的自我约束，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下来。

第二是，改变原来汉越两族人民居住地划分明显的局面，让南迁的汉人与当地越人杂居共处，以增进两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和经济文化交流。

这样汉越两族人民相互影响，打破了越文化固有的封闭状态，有利于培养和促进共同文化素质和心理状态的形成。

为了和睦越人与南迁汉人的关系，赵佗鼓励汉人与越人通婚联姻。如之前提到的，吕嘉任南越王垂相，他的子女就与南越王族通婚。

据《汉书·南越传》记载：“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

赵佗让子弟宗室，率先垂范与越人通婚，在高层领袖的推动下，其下级官吏，乃至民众参与通婚者越来越多。这对于民族和睦与融合，无疑也起了重要作用。

大力发展经济文化

赵佗统治岭南时期，十分重视推广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大量向岭南越人居住区引进“金、铁、田器、马牛”。

西汉建立后，曾一度禁止向南越出售铁农具、马、牛、羊等生产工具，这引起赵佗的不满，南越国与西汉的友好关系破裂，战争一触即发，可见赵佗对引进先进生产工具与技术的高度重视。

汉文帝即位后，废除了之前的禁令，南越国恢复与内地的相互贸易，双方关系和好如初。

因南越国主动向西汉称臣，所以通过贸易，得以从中原地区大量输入铁器和牛马等，更先进的生产工具促进了岭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原来“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状态，铁器和牛耕的使用使得岭南地区的大片荒芜土地得到开垦。

南越国建立后，农业生产成为了赵佗治国的重点之一。如将军吴霸就率领族人，“垦近土庐，居番禺之西有江浦焉”。

与西汉的贸易，也使得南越国得以引进新型农作物，在广州华侨新村的墓地中，发现有稻、小米、高粱、桃子等壳核，以及加工粮食的石磨和柞臼模型器等，甚至还有粮仓。这反映了岭南当时农作物品种增多和加工器具的进步。

除了农作物品种、加工器具、开垦荒地外，赵佗还十分重视水利。早在秦朝还没灭亡，他在担任南海郡龙川令时就带领当地人民大力开凿水井等水利设施，发展水利事业。

除了农业，手工业在赵佗统治时期也有了较大发展。南越国的手工业主要有煮盐、纺织、冶铜、制陶、漆器和造船业等，品种齐全。通过与西汉的贸易，先进的手工业技术也得以传播到南越国。

1983年在广州发现的南越王墓中出土了70多件冶铁工具、大量铁剑、铁矛等兵器和保存完好的铁制恺甲，这说明南越国此时已掌握锻铸铁器技术。

此外，在广西的一些南越国墓中，也出土了不少铁器，其中铁农具有镰、斧等，铁制生活用具有剪、釜（烹饪器具，锅的前身）等，这反映了赵佗统治时期铁器制造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此外，南越王墓中随葬品有铜器、铁器、漆器、陶器、金银器、玉器、象牙器等1000多件，可以看出当时的南越国已有冶铜、制陶、漆器等手工业存在。

造船业，则在南越国手工业里存在感很强，甚至赵佗亲自主持造船。

据《南越志》记载:“越王造大舟，溺死三千。”

1974年广州市发现一处南越国统治时期的造船工场遗址，其船台结构采用船台与滑道下水相结合的原理，可同时建造数艘载重五六十吨的木船，这一规模甚至已经能与西汉不相上下，显示了当时岭南地区高超的造船技术水平。

南越国对外出口漆器、丝织品、陶器和青铜器，海上贸易小有规模，为后来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岭南地区的商品交换也日益扩大，随着贸易的逐渐发展，一批中小城市相继出现。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南海郡的番禺已是“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都会也”。

不过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受限于考古成果，我们还不知道南越国的货币长什么样，有学者提出他们的货币与中原地区是通用的。在南越国辖区的一些汉墓中发现有同中原一样的货币，这说明南越国与内地经济有着紧密联系。

总结

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刘彻，发兵十万灭掉了南越国。从公元前204年到公元前112年，历经92年的南越国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虽然南越国偏安一隅，历史也并不算长，但是他在岭南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正是它成为了岭南地区走出落后社会状态的起点。

如今，广东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龙头，回望历史，正是赵佗的努力，为它开辟了一条发展道路，并一路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