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樂器，曆史悠久，源遠流長圓的民族樂器。僅從己出土的文物可證實：遠在先秦時期，就有了多種多樣的樂器。如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浙江河姆渡出土的骨哨，仰韶文化遺址西安半坡村出土的埙，河南安陽殷墟中出土的石磬、木腔蟒皮鼓；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公元前433年入葬)出土的編鍾、編磬、懸鼓、建鼓、枹鼓、排箫、笙、箎、瑟等等。這些古樂器向人們展示了中華民族的智慧和創造力。

古樂器一般都具有雙重功能——表現性和實用性。即是說這些樂器既是表現音樂的工具，又是勞動生産的工具，或是生活用具。如在《呂氏春秋·古樂篇》中記載有：“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作歌，乃以麋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文中所說用生活器皿——缶，蒙上麋鹿之皮而成鼓。而“拊石擊石”則是先民們將狩獵的石器，敲擊成聲，以伴奏化裝成百獸的原始舞蹈。又在《漢書·楊恽傳》：“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這一記載，描述了人們酒後興趣大發，一面敲擊盛酒用的器皿缶，一面仰天歌唱。古時的石磬可能導源于某種片狀石制工具。可以這樣設想，先氏們在長期勞動過程中，逐漸發現某種石制片狀工具能夠發聲，可以作爲樂器，于是發明了磬。

樂器的實用性不僅表現在某些樂器原來是生産工具或生活用器，並且人們用它們來傳遞一些特定的生活信息。如擊鼓出征、鳴金收陣、晨鍾暮鼓、打更報時、鳴鑼開道、擊鼓升堂等。在中國有些少數民族至今仍保留著以吹奏口弦傳遞愛情的信息，口弦成了表達愛情的工具和信物。

樂器的發展與社會生産力的發達和提高有著密切的關系。由石磬演變成金屬的磬和出現金屬的鍾，在石器時代是絕無可能，只有當人類掌握了較高的冶煉技術才成。也只有當養蠶業和缫絲業的發明和發展，才可能産生“絲附木上”的琴、瑟、筝。

先秦時期的樂器，見于文獻記載的有近70種。僅在《詩經》一書中提及的即有29種，打擊樂器有鼓、鍾、钲、磬、缶、鈴等21種，吹奏樂器有箫、管、埙、笙等6種，彈弦樂器有琴、瑟等2種。由于樂器品種的大大增加，于是在周代時産生了根據制作樂器的不同材料而分爲：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八類，稱作“八音”分類法。

在湖北隨縣曾侯乙大墓的地下音樂殿堂中，保存了124件古樂器。無論是重達五千多斤的樂器巨人——64件編鍾，或是在造型、制作和彩繪都很精致的鼓、排箫、笙、瑟等，都向我們揭示了春秋戰國時中國音樂文化高度發展的狀況，它是中國古代樂器光輝創造的見證。

自秦漢以來，又不斷湧現出新樂器。如秦時出現了一種新型的彈弦樂器——“百姓弦鼗而鼓之”。弦鼗是一種圓形音箱、直柄的琵琶，後至漢代發展成四弦十二柱的“漢琵琶”，又稱“阮鹹”。

中華民族是一個善于吸收的民族，自漢以來，廣泛吸收了大量的外來樂器。如漢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時張骞通西域時傳入的橫吹(亦稱橫笛)；漢靈帝時傳入豎箜篌(曾稱胡箜篌；約在公元350年前後的東晉時，從新疆、甘肅一帶傳入了“曲項琵琶”，明代傳入了揚琴和唢呐等。這些外來樂器，經過不斷地改進，使它們逐漸成爲中國民族樂器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員。

在中國樂器發展史中，值得注意的是拉弦樂器的出現大大晚于打擊樂器、吹管樂器和彈弦樂器。據文獻記載，唐代(公元618—907年)才出現以竹片軋之的“軋筝”和“奚琴”(在宋時作“嵇琴”)。宋時的嵇琴用馬尾弓拉奏，並出現了“胡琴”的名稱。如宋沈括在他的《夢溪筆談》中雲：“馬尾胡琴隨漢車，曲聲猶如怨單于。”自元代之後，在奚琴、胡琴的基礎上發展成各種類型的拉弦樂器。

手鼓是蒙古族的打擊樂器對嗎

手鼓，朝鮮族、滿族混合擊膜鳴樂器。流行于遼甯、吉林、黑龍江等省，尤以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最爲盛行。手鼓是鼓中的一個大類別，是一種打擊樂器。各地、各民族稱謂不同，制法也稍有差別。很多國家都有自己的手鼓樂器。 　

“鈴鼓”是維吾爾、烏孜別克、朝鮮等族的手鼓，流行于新疆和吉林延邊等地。維吾爾語稱“納格曼達蔔”或簡稱“達蔔”，朝鮮語稱“平高”。鼓身扁平圓形或八角型，單面蒙羊皮或驢皮，框周圍嵌有若幹銅或鐵制小銅钹，故名。直徑20-50厘米不等。曆史悠久，四至六世紀敦煌北魏壁畫中早已出現。

　　“抓鼓”也屬手鼓類，是東北赫哲、達斡爾、鄂倫春、滿族等族的手鼓，鄂倫春語稱“溫痛”或“神鼓”。流行于黑龍江、遼甯等上述各民族居住地。鼓身扁平圓形或橢圓形，大小不一。以桦木爲鼓框，單面蒙鹿皮或旰皮，鼓背以交叉十字形或米字形的皮條繃緊，下置彩穗，演奏時左手握皮條執鼓，右手持木槌敲擊。用于巫祝迷信活動或薩滿歌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