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曆史上一個大動蕩的時期。這一時期的最大特點是王室衰微西周青銅樂器、諸侯並起，長期進行著爭霸戰爭。各國爲了稱霸，先後進行內政改革，加強實力。這一時期的青銅器除仍帶有西周青銅器的基本特點外，也顯示了一些新的特色，那就是帶有地方文化特征。在安徽壽縣、河南郏縣、河南洛陽都出土過較多的春秋青銅器，有禮器、生活用器、兵器、樂器、銅車馬等。

戰國時代雖然有了鐵器，但絕大部分兵器和一部分工具，仍舊用青銅制造，傳統的禮器也用青銅制造。解放後，戰國青銅器出土很多。1957年河南信陽的一號楚墓，曾出土13件一套青銅編鍾，有的鍾在出土時還挂在鍾架上。1974年至1978年河北平山發掘戰國時代中山國的幾座大墓，出土了大量青銅器。僅一號、六號墓，出土帶有銘文的就達90多件，有469字的中山王□鼎、450字的夔龍飾方壺、204字的□□圓壺、450字的兆法圖銅板等。這些長篇銅器銘文打破了過去認爲戰國銅器上很少有長篇銘文的傳統看法。銘文內容補充了古籍中對中山國曆史記載的不足，對研究中山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其中一些器物還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如四龍四鳳燈、十五連盞燈、錯金銀獸、虎噬鹿器物座等，制作工藝細致，造型精美而生動。戰國時期，流行錯嵌紅銅的工藝，是在銅器表面鑄造出淺凹花紋，嵌入紅銅薄片，再打磨使表面平整，利用兩種金屬的不同光澤來構成各種圖案。青銅器表面嵌金、銀圖案的“金銀錯”工藝，春秋時已經出現，戰國時特別發達，器物呈現出缤紛富麗的效果。另外的一個重要現象是，由于戰國時代互相爭伐的戰爭十分頻繁，各國都重視兵器的研制，所以鑄造兵器的青銅業，技術水平高超，這時的銅劍十分鋒利，矛與戈合爲一體而成爲戟，可以兼起鈎、刺、砍等作用。

秦漢時期鐵器更加流行，青銅器鑄造的地位逐漸退後，特別是失去了在禮器、兵器方面的特殊地位。但是，青銅的日常用具的生産量仍然很大。西漢前期，貴族使用的銅器，裝飾還很華麗，但素面已大爲增多。西漢後期以後，除了南方流行的細密的線刻紋飾外，基本上都是素面的。漢代青銅器在解放後出土很多，有些享有極高的聲譽。1968年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夫婦墓，出土了大量銅器，最引人注目的有錯金銀鳥篆花紋壺、錯金博山爐、鎏金長信宮燈、鎏金鑲嵌乳丁紋壺等，均達到了極高的技術水平和藝術水平。1969年甘肅武威發現一座東漢大型磚室墓，出土的銅器中最突出的是一套鑄造精致的武裝車馬出行行列，和一件昂首揚尾、叁足騰空、一足踏在飛燕上的奔馬(俗稱“馬踏飛燕”)，奔放生動，別具匠心，現在已被定爲中國旅遊的標志。

春秋時，青銅器有了金銀錯技術和雕鑄技術，青銅器極品是蓮鶴方壺（出土一對，一個上交國家，一個現存河南博物院，是鎮館之寶），代表了中國青銅器的最高工藝水平，還有後來湖北出土的曾侯乙青銅編鍾，是青銅工藝和音樂技術的完美結合，曆經千年依然能演奏春秋時已出現鐵器，開始取代青銅器，並使其逐漸退出曆史舞台 春秋早期，由于王權的衰落和舊有禮制束縛的影響，青銅器的器形于紋飾多是前一階段的延續，幾乎沒有什麽創意，出現了程式化的傾向。春秋中期以後，舊禮制的衰落消除了對青銅工藝的束縛，諸侯國的經濟發展促進了青銅鑄造業的振興，青銅藝術的更新面貌逐漸顯露。舊的器形在式樣上有較大的改觀，新的器形開始出現，器形的設計由于注重與實用的結合，式樣更富于變化。以龍紋爲主的青銅器紋飾細密繁缛，以人類活動爲題材的紋飾，開始以類似繪畫的形勢裝飾與青銅器上。鑲嵌、錯金銀、鎏金、彩繪等表面裝飾新工藝，使青銅器出現了全新的藝術風貌。長篇記事體銘文逐漸減少，物勒工銘的銘文內容開始出現，銘文中鳥蟲書等藝術化字體流行。失蠟法、印模法等新的鑄造工藝，使造型奇巧的青銅器鑄造成爲可能，並大大提高了鑄造工藝的效率。諸侯國的青銅器因地域文化的差異而呈現出不同的風貌。 戰國中期以後，盡管青銅器的形勢依然豐富多彩，但隨著鐵騎使用的盛行及其他工藝的發展，青銅鑄造業逐漸退出曆史舞台。戰國晚期的青銅器明顯的反映出這種趨勢。